2010年4月29日 星期四

“差饷”来了?第三套房征税寻依据

【财新网】(记者 徐明 23日发自北京)特别房产消费税,物业税,还是房产税?消费环节,还是保有环节?开征新税 种,还是微调现有税种?关于房地产的税收调控政策一次次“演变”,一次次撩拨着公众预期。

  4月22日,继前期物业税传闻之后,新一波消息再次袭来。

  经济观察网于当日11时左右引述匿名消息源称,物业税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四个城市的试点已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上海试点将延迟至世博会之 后,其他三地将先期推出。消息称,物业税试点将按照户型面积从小到大累进增加税收。四地试点后,物业税将向全国范围内推广。

  随即,财政部新闻处表示,目前尚未得到物业税相关消息,一有消息会立即向社会公布。今日的报道还显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北京 市财政局、深圳市税务部门等相关官员和机构都否认了物业税获批的传闻。

  同时,与开征新税种不同,另一种房地产税收思路也正经过媒体报道得到传播。

  《上海证券报》23日报道称,中央正考虑以现有的房地产税为基础进行微调,以达到遏制高房价的目的。

  该报道称,针对猜测颇多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财税部门已有初步思路,未来将把政策重点放在调整房产税上,具体做法是将第三套房及三套以上住房定性 为经营性住房,以纳入房产税征税范围。

  而这一思路,与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20日反驳特别房产消费税传闻时的表态基本一致。

  孙钢当时指出,“特别房产消费税作为一个新税种,不可能只让重庆获批。因为我国法律不允许任何税种在地方上进行试点,要是实征必须全国一起干。 重庆市有可能向中央提出申请,但最后肯定要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研究一个统一的办法。”

  孙钢认为,对个人住房保有环节征税,现在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务院修订《房产税暂行条例》,扩大征收范围,同时授权地方政府视情况征收。房产税由 于是地方税,可以由中央设定一个浮动税率区间,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是否开征和具体税率。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颁发于1986年。条例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具 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 税依据。

  而在香港特区,这种以租金收入为征收目标的税收科目名曰“差饷”。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网站提供的标准解释,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的,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以取得 的合理年租而计算。以2010-2011财政年度而言,差饷征收率为5%,估价依据日期则为2009年10月1日。

  《房产税暂行条例》还明确,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但条例并没有明确界定营业房产的范围。

  《上海证券报》分析认为,正是这个法律空白,使得通过调整现有的房地产税以遏制高房价成为可能。如果上述思路得到认可,那么,即使不出台类似特 别房产消费税、物业税的新政策,也可以将三套以上住房纳入到税收调控的范围。

  此前,财政部4月6日公布的2010年37项重点工作中,列明将“完善房产税制度”,但未提及物业税推进情况。更早之前的1月28日,国家税务 总局财产行为税司副司长杨遂周公开表示,物业税的改革目前还处在研究和准备阶段。

  不过,温家宝总理2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4月17日,在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中,房地产税收政策也被放在显著位置。通知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 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


附:近期关于房地产税收调控的传闻

  3月24日,重庆市长黄奇帆向该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介绍开展公租房建设工作时表示,“要 管好商品房,还要对高端房进行遏制。”可对高端房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重庆市的这一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

  4月8日,新华社旗下《上海证券报》引述匿名消息源称,上海市拟对住房征收保有税。目前基本方 案已经确定。在征收办法上,上海的住房保有税可能对存量房和增量房一并征收,但会从购房套数、户型大小等方面来区别自住需求与投资需求,其中自住需求可免 交保有税。

  4月8日,证券市场首次开始流传物业税将在四大城市开征的消息。传言称,物业税即将在京、沪、 深、渝等重点城市开通,但征税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4月8日当晚,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回应《上海证券报》的报道,称,“如果有关部门正在 做一些研究也是完全正常的。”“房管部门虽不是税收征管的主管部门,但如果政策出台,我们会积极配合贯彻落实好。”

  4月8日,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钰林、秦虹,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接受媒体 采访时,均否认物业税获批传闻。

  4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称其记者19日从财政部获悉,重庆“特别房产消费税”方案已获 批,国家将在一些城市试点开征个人住房消费税。主要针对大户型、非自住高档住宅和多套住宅,但具体税率如何仍在敲定中。

  4月21日,新华社旗下《中国证券报》报道称,该报记者20日联系财政部确认消息,财政部新闻 处表示“对传言不予置评”。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表示,从未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孙钢指出,对个人住房保有环节征税,现在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务 院修订《房产税暂行条例》,扩大征收范围,中央设定一个浮动税率区间,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是否开征和具体税率。

  4月22日早间,经济观察网引述匿名消息源称,物业税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四个城市的试点 已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海试点将延迟至世博会之后,其他三地将先期推出。消息称,物业税试点将按照户型面积从小到大累进增加税收。四地试点后,物业税将向 全国范围内推广。

  4月22日午间,网易财经致电财政部新闻处,新闻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物业税相关消 息,一有消息会立即向社会公布。财政部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学诞也表示,目前尚未获得相关消息。

  4月23日,新华社旗下《上海证券报》援引匿名信源报道,针对猜测颇多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财税 部门已有初步思路,未来将把政策重点放在调整房产税上,具体做法是将第三套房及三套以上住房定性为经营性住房,以纳入房产税征税范围。

  4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未听说物业税试点的 消息。

  4月23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北京市财政局、深圳市税务部门都否认物业税获批传闻。

  4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称,重庆房改和特别房产税的方案,已形成初步框架方案, 将对高端房、多套房征收相应的特别房产税。税率将按照不同房屋标准进行分档次分级别征收,周期为一年一收,税基以当年度市场评估价的70%为基准,并且一 年一定。不过,因涉及到税收开征的法律流程,此方案现在还在修订之中,并将递交给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审议。(该报道显示,重庆拟征收的是特别房产税,而 不是前期所报道的“特别房产消费税”——编者注。)

中国应参考韩国货币升值经验

  【财新网】(专栏作家 曹仁超)4月25日,周日。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吹袭下,长期资本管理出事,联储局急急地放宽银根。道指由98年9月1日7400 点升至2000年1月14日11750点,为时十六个月,升幅57.78%。这次在量化宽松政策下,道指由去年3月6日6469点升到今年4月15日 11154点,为时十三个月,升幅72.4%。今次时间上较98年那次短,但升幅则犹有过之。最后在哪一天、哪一点见顶?只能做事后孔明。

  货币升值方面,可以说最失败就是日本。1985至94年日圆由225兑1美元升至78日圆,由于升幅太大,引发日本长期处于通缩。其他如南韩圜 在1989年开始大幅升值,新台币在1988年开始升值,由于升幅不如日圆大,虽令南韩及台湾在九十年代的GDP增长率减慢2-4个百分点,但南韩经济很 快便适应过来,保持良好势头,而台湾则差一点点。

中国应参考韩圜升值经验
  货币升值初期引发资金流入,进一步推高泡沫经济,例如1985至89年12 月日本、85年7月至90年2月台湾,以及85年5月至89年4月的南韩股市。货币升值到了后期,开始对GDP增长率产生影响,可令股市走向低P/E(因 经济增长率减慢,无法支持高P/E),例如日股P/E便由1989年接近七十倍走向二十倍。台湾加权指数至今未返1990年2月高点12495点。反之, 南韩在货币升值过程中处理得最好,今天韩股已高于89年4月1015点约70%左右。

  今天中国收支盈余达GDP 20%或以上,国际逼人民币升值压力日大。中国应参考过去日本、台湾、南韩的货币政策,从中吸取经验,制订最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其中最值得学习的对象是 南韩,而非台湾及日本。

  事实上,经济循环周期是由中央银行一手造成,这次亦不例外。值得注意是,这次美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正在改变:一、长期利率下降期由1980年开 始,2008年12月结束。二、个人消费占GDP比重由1980年54.4%,升至2009年占77.9%。未来消费会进一步增加还是减少?三、美国人财 富由2007年第三季62.59万亿美元到2009年第一季50.37万亿美元,减少20%,相当于一年GDP,影响又如何?四、1980年美国人负债是 个人税后收入68%、2007年是138%。未来美国人会否进一步借钱增加消费?拐点是否已出现?

  2008年秋季,次按危机已存在一年,但人们仍心存希望;直到雷曼事件出现,投资者信心才崩溃。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底由布什提出,亦要到奥 巴马上台后在去年3月批准,美股才因此上升。投资毋须先知先觉,但必须即时反应。2007年10月次按危机爆发时,有多少人能作出即时反应?理由是我们常 常以为‘Things couldn’t get any worse’,忘记了‘bad, worse, worst’三部曲。许多问题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皆因没有即时处理。

  近年投资变成‘赚快钱’的代名词,而不再是随着企业建工厂生产或提供社会所需服务而慢慢获取盈利。投资变成推高资产价格从中获利的行为,人人惯 于追求市场价格短期升值而成为deal-maker、day-trader甚至赌徒,成功上天堂,失败则下地狱。一旦这班‘赌徒’出事,联储局及美国财政 部便出面挽救,透过减息及降低美元汇价支撑价格,所动用的公众财愈来愈多,例如2009年这次已接近天文数字。

  高盛事件未来演变如何?在各国政府调查下,最后发现什么?厨房之内永远不止一只蟑螂;各国政府“捉蟑螂”行动已经开始。

  十年期美债孳息率由2008年12月18日2.07厘上升至目前接近4厘,升幅近100%,大摩估计短期内可见5.5厘;不过,高盛估计将回落 至3.25厘,理由是CPI升幅太细,令利率无法上升(上一次利率上升是2003年,十年期债券息率由3.1厘升到04年4.87厘。再上一次是1998 年由4.17厘升到1999年6.78厘)。2009年资金由债市流向股市,情况同2003-04年及1998-99年一样。至于可维持多久?上一次美股 一直升至2007年10月,再对上一次是2000年3月。最近美国金融股ETF上升轨失守,代表由今年2月开始的美国金融股短期上升告一段落。

买港楼收租不划算
  今天在香港最不应做的事是买楼收租,理由是美国长债息率自去年起止跌回升!以今天 的租金收入(扣除各项开支后)已站于P/E三十三倍。反之,如你在吉隆坡买楼收租,P/E只有十四倍。投资物业最重要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十分重要!1990至97年是香港,1997至2007年是英国,2007至2010年是上海、北京及深圳,现在应是吉隆坡。今时今 日,在吉隆坡买楼收租回报率6厘;反之,在香港只有2-3厘。以过去经验,买楼收租P/E十五倍左右是合理,P/E三十三倍代表上升空间有限。

  过去四十年,本港物业租金回报率在P/E十倍以下叫偏低,例如七十年代初期;1982至89年P/E在十倍到十五倍。踏入1991年起,P/E 渐升至二十倍以上(虽然偏高,但不代表会立即回落)。到1997年买楼收租P/E升至三十五倍,而今天香港买楼收租P/E三十三倍。过去本港楼价下调日子 不出三年(即下跌三年后便上升),但1997年至2003年却跌足六年才复苏,即下调日子在延长。今次如本港楼价下调,担心时间将更长。

  1971年美元同黄金脱钩,引发高通胀时代来临,金价由45美元一盎斯升到1980年850美元。随着高通胀受控制,1981年起进入利率回落 期,亦即资产价格上升期,这段日子到2000年结束。理由是中国内部资源不足应付出口所需,中国大量向海外入口资源,令金价由2001年的252美元升到 2009年12月3日1226美元一盎斯。这段日子虽然原材料大涨价,但制成品售价升幅有限,令美国等OECD等国家CPI升幅受控,因此利率仍可下调。 未来又如何?让我老曹总结一下:

  一、道指由去年3月至今进入第十四个月上升。

  二、美元去年12月反弹后,4月起又回软。

  三、美国债市去年起进入熊市。

  面对每次大转变,一旦你决策出错,都可以是灾难。1971年美元同黄金脱钩,引发恶性通胀,在这段日子如你不炒金、炒楼或炒股票,而仍然持现 金,那就惨了!因金钱购买力在十年内失去90%。1980年通胀渐受控制,如你仍炒黄金或资源股,便面对二十年“黄金变烂铜”的命运,金价二十年内下跌 70%,再加上货币购买力回落。反之,如利用通胀率受控、利率进入回落期买股买楼,恒生指数由1982年12月开始上升,楼价由1984年7月开始上升, 直至香港楼价在1997年第三季见顶、恒生指数到2007年10月见顶才获利,利润可达多倍。

  1997年第三季至今,本港楼价出现V形走势,但不少地区楼价至今仍未重返1997年第三季水平。恒生指数则‘三落三上’,即1997至98年 回落、98年下半年至2000年3月上升,然后又回落到2003年4月,才再升至07年10月;07年11月起大幅回落,到08年11月才再上升。 2000年起金价及资源股又再上升,油价08年8月曾见145美元一桶。未来又如何?One Decision can make you rich or poor,选择错误你会穷一世,选择正确你便富一世。

  我老曹意见是:

  A. 今时今日除自住物业外,不应该拥有第二间香港物业。

  B. 只宜适量投资股票,不应将全部资金放在股市。

  C. 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话,多点尝试新工作、新环境。三十五岁到五十四岁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自己强项,减少见异思迁。五十五岁到六十四岁,少做事、多 说话;意见多多、行动少少。六十五岁以上宜淡薄名利。六十五岁之前管人、管事、管钱,六十五岁后管花、管草、管山、管水,过快乐日子,少管闲事。

美楼价反弹只是“熊爪”
  1971年美国战后婴儿开始踏足社会做事并置业,到2008年起美国战后婴 儿进入退休期,情况有如1990年日本。美国楼价大调整由2007年开始,2009年小幅上升只是大反弹,或叫熊市的爪,一如牛市中的脚一样。今天美国有 12万亿美元楼按(其中5万亿美元由房利美或房贷美拥有或担保),由2008年起美国经济大方向是进入减债期。2008年底当联储局将美元利率降至 0.25厘,投资界又再次盲目追求回报率而忘记风险。但1981年开始的三十年期债券牛市已在2008年11月死亡,过去三十年美国由高利率走向低利率的 时代结束。今时今日再追求回报率在大方向上是错的!因为我们刚进入利率回升周期。2008年10月美国面对通缩,联储局一连串行动及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形 势扭转,十八个月后今天人们又担心通胀。中国眼前的资产价格膨胀如处理不好,可以是很大一件事。资深投资者Porter Stansberry认为,如美国CPI升幅大于2%,可引发美国长债大跌,立即令房利美、房贷美、通用汽车等破产,因为它们根本负担不起高利率,因此相 信美国CPI升幅高于2%的机会不大。过去十二个月联储局买入1.25万亿美元的按揭贷款,上述行为到今年4月1日结束,代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告一段落。

  在通胀上升期(即通胀率年年递升)不利股市,例如1966年至1980年美国。在通胀回落期(即通胀率年年递降)有利股市,例如1982年至 2006年。高通胀期不利股市,例如1973-74年、1981-82年。通缩期亦不利股市,例如2002年、2003年及2008年。对股市最有利的温 和通胀期,即CPI升幅小于2%。

美新增货币没流向实体经济
  2008年8月至09年12月美国的货币基础(或简单点说M1)上升 137%,主因是联储局不断向金融体制注资及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期却没有引发较高通胀,有人认为只是滞后,即通胀率在未来将急升。我老曹认为,美国新增 货币(或信贷)不刺激通胀率急升的理由是没有流向M2(或叫货币multiplier)。2008年8月multiplier是9.1,同年12月跌至 4.9,2009年12月是4.2,即联储局制造出来的新货币仍乖乖留在金融体制内,并没有(或很少)流入实体经济市场。反之,七十年代新增货币大量流入 实体经济,才引发恶性通胀。2008年金融海啸令货币流速减慢,经济出现收缩;去年3月联储局虽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亦只能部分抵消货币流速减慢带来的影 响,却未有引发通胀,因为消费者并没有增加消费,资金只留在金融市场(例如股债汇金等)搞搞震,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例如建厂、买机器、买楼)。资金一天 不流入实体经济,美国CPI一天不会大升。中国则不同,大量资金已流入实体经济,例如基建、房地产项目,因此中国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中国正面对与1990 至97年香港相同的问题,当时美国通胀压力不大,短期毋须加息,香港当年通胀压力很大却减息,造成香港楼价在这段期间上升五倍。同样情况2009年起在中 国出现,但人行可透过提升存款保证金率、加息,甚至让人民币略为升值去抵消上述压力,而不让内地楼市及股市重演1990至97年香港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应,只要政府不断创造需求,经济便可保持繁荣。上述理论曾为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带来繁荣,其后带来七十年代开始的高通胀 期。八十年代初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创造需求,例如手提电脑、手机、高清电视、3D电影等,都是先有供应才有需求,只要增加供应,不担心没需求;这亦带来接近 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期。过分宽松货币政策

  到2007年因借贷太多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去年透过进一步增加借贷去阻止衰退来临,最后结果如何?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美股投资风险大幅提升

  【财新网】(专栏作家 曹仁超)4月11日,周日。今年首季恒指跌4.1%、国企指数跌6.1%;1月底恒指曾较去年11月高点回落14%,之后才回升,主因 是去年8月开始人行逐渐收紧银根。虽然美股继续创新高,带动恒指2、3月份回升,却未能刺激恒指创新高。踏入第二季,人行会否继续收紧银根?由于担心内地 第二季CPI升幅可能达5%,估计人行由去年8月开始的货币政策维持不变,意味第二季恒指未有能力摆脱上落市。

国情不同政策各异

  美国联储局的政策,可能已暗地里由过去的“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改为“资产目标”(Asset targeting),即美国房地产一天未止跌回升,宽松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中国依赖出口,故通胀对中国经济不利;美国依赖消费,故楼价上升对经济有 利。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因此政策亦有异。香港股市夹在两者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请不要忘记大方向,即2008年起美国已进入去杠杆化时期!

  今时今日作为投资者,变得多疑是无可厚非,过去有多少次自己的资本被牢牢套住?例如1997年8月、2000年3月、2007年10月……。上 周美国十年期政府债券孳息率由2008年12月的2.05厘升至4厘,证明债券熊市已于今年1月中开始(美债牛市1981年中开始、美股牛市1982年8 月才开始;美股熊市2007年10月开始、美债熊市2008年12月才开始)。债券同股市方向不一定相同,例如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方向相同,是因为美 国经济由高通胀期走向低通胀期,此因素对两者皆有利。2009年起美债进入熊市,因人们发现美国政府未来无法削减开支,美国政府正透过增加负债去刺激经 济,上述举措对股市有利、对债市不利。如政府印刷2万亿美元钞票,可引发恶性通胀;反之,如政府只增加2万亿美元借贷,只会推高长债息率,情况有如九十年 代开始的日本。不过,2008年起美国家庭开始减债,由2007年负债占收入96%降至2008年的94%。美国人的储蓄率由2007年初0.1%一度升 到去年5月的6.7%,然后回落到今年2月的3.1%,估计未来将上升至7%至11%。

  1997年中,我老曹认为香港黄金三十年(1967年至1997年)面临结束;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反对上述看法,尤其在2000年及2007年这 两年。十三年过去了,约60%投资者手上的投资项目仍未重返1997年8月水平(未计通胀)。在黄金三十年投资,可以讲不聪明的投资者都赚到钱(分别只在 多与少)。但过去十三年,在投资市场赚到钱的人渐少(约占40%)、蚀本者多(约占60%),类似情况仍会维持多三五七年。过去十三年中,只有1998年 中至2000年3月科网股热潮、2003年3月至2007年10月资产升值潮及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炒复苏概念才容易赚钱。经济变得如此杂 乱无章,赢家自然稀少。

  自2000年起中国本土资源已无法满足出口需求,成为全球资源的大买家。以铁矿砂为例,全球海运量由2000年四亿五千万吨升到2009年九亿 吨,中国所占比重由2000年16%升到2009年70%。今年4月1日起每吨订价110-120美元,较去年升80%到100%,现货价更升至 153.6美元一吨(即第三季订价可能进一步上升);反之,热轧钢每吨售价今年1月仍是530美元。中国面对原材料涨价但制成品售价升幅不大的困扰,钢铁 厂边际利润收窄。上述不是钢铁厂独有问题,铝厂亦早已面对。

中国贸盈进入收窄期

  至于轻工业制品厂更为严重。例如2000年我老曹购买一部五十二吋Plasma超薄电视机,去年因老化而须更换。相同牌子,功能多了许多,但售 价由2000年12万元跌至去年2.8万元(同样在日本制造)。我老曹相信,中国制造业的美好时光早在2007年之前已结束。2009年起中国政府希望透 过房产、金融、消费等内需推动经济复苏,可维持多久(香港共维持了十二年)?中国能否由一个“生产者”转为“消费者”?

  大家请记住,中国仍有六亿农民每月收入少于300元人民币。美国68%家庭是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却不足6.8%。中国的出口优势不是人 民币汇价偏低,而是工资仍低。但在一孩政策下,廉价劳工成本此优势已进入退潮期,内地十八岁至三十岁人口供应量正在减少;上述情况1981年亦曾在香港出 现过。换言之,中国开始进入工资急升期,令制成品不得不步台湾、南韩、日本等地区后尘,由劳工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内地劳工密集行业只有移向低劳工成本 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及印度等。未来中国外贸盈余将进入收窄期。

  美国2010/11年度财赤估计高达1.6万亿美元,相等于GDP 12%(未来十年达9万亿美元)。去年美国人税后净收入较08年少3.7%,连续两年下跌。美国人重拾早已遗忘的储蓄习惯,故此低利率时代维持的日子应较 大部分人估计长,因美国需要低美元汇价去刺激出口。1980年里根上台后,透过减税刺激美国人借钱消费;到2010年美国已负债累累,美国人被要求重新努 力工作,奥巴马希望未来五年美国出口额上升一倍。美汇指数自2001年7月6日121点跌至2008年3月21日70.69(目前80.76),已为出口 提供有利环境。面对中国消费市场正以年率14%速度上升,如人民币按年升值5%,美国出口情况更为乐观。

  美国自从1937年采用凯恩斯理论后,便渐渐养成先使未来钱的习惯。虽然美国经济已是全球第一,但消费更劲,进入1970年变得入不敷支。过去 四十年美国差不多年年财赤及贸赤,以前曾赖日圆偏低,今天则赖人民币偏低,真正理由是美国人从出世那天开始已学晓先使未来钱,然后申请破产。美国3月份共 有14万9268人申请破产,较2月份升34%,较去年同期升23%,是2005年美国修改《破产法》(Bankruptcy Code Chapter 13)以来最多。在美国申请破产太易,是造成巨大贸赤的原因。不同民族性格,形成两国贸易差距不断扩大。

  1997年8月起投资策略是“有胆博无胆”,例如1998年9月、2003年4月、2008年11月……这段日子可维持多久?亦是不知道,因为 愈来愈多人掌握其中窍门。

  大部分股市评论员已沦为fortune-teller(算命佬),言论大都模棱两可,缺乏真知灼见。他们每天看茶杯里的“茶叶”,然后决定后市 怎么看,第二天又忘记自己昨天曾说过什么,人人都在胡言乱语。去年12月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公众人士对股市评论员信赖程度排名“倒数第二”(只略高于风水 师),实在令评股业者汗颜。以高盛为例,去年每股获利22.13美元,较2008年4.47美元上升395%.而税前利润87%来自炒卖 (trading);2010年又如何?连大企业利润亦过分依赖炒卖,变成可预测性甚低。

  15世纪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获南美土著Atahualpa族礼待,获赠黄金与白银。哥伦布回国后,西班牙派出战船攻打当地土人抢夺金银, 一年内西班牙利用一百五十四艘船每艘载回超过二百吨黄金或白银,相等于整个欧洲过去开采量的五倍。西班牙突然富甲天下,便购买意大利时装、法国工艺品、亚 洲的香料及瓷器,并兴建大量别墅、建立极之瑰丽的大教堂及最大的海军舰队。在如此挥霍下,西班牙当时通胀率竟达400%(黄金在西班牙有如贱泥)。不出五 十年,从南美洲抢回来的金银用得九九十十,法国因售卖工艺品给西班牙而日渐强大起来,西班牙进入没落期。

  由于法国变得强大,路易十四穷侈极欲,兴建华丽的宫殿;路易十五更派兵参与美国内战,协助打败英军,令美国独立;到路易十六法国变得民不聊生, 引发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成为新贵。最后,法军给英国与普鲁士(后来的德国)组成的联军打败,英国海上称霸,普鲁士则在欧洲称雄。

“神的眼泪”应该珍惜

  不过,一山不能藏二虎,进入二十世纪,英德两国之争引发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两场仗都是英国战胜,但英国亦由此国力日衰,霸主地位由美 国取代,欧洲陆上称雄者则为苏联。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苏联解体,全球变成美国一国独大。德国经历两次大战后,不以武力去建立欧洲共同体,亦日渐强大 起来。

  中国饱受列强百年侵略,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大国崛起时期。五百年西,五百年东。15世纪初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西方经济繁 荣期,至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爆破,是否告一段落?中国由明朝开始由盛而衰,到1978年是否进入冒起期?

  至于黄金,一如Atahualpa族所说,乃“神的眼泪”凝固而成,拥有后如不好好珍惜,将是诅咒多于欢乐。美国一度是拥有最多黄金之国,但 60年代开始日渐流失;1971年8月起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美元在四十年内失去96%购买力,过去四十年所谓“资产升值”,其实是美元购买力下降的结 果。反之,德国同中国手上黄金则日渐增加。

  过去美元购买力下跌速度如何?以寄一封信为例,1960年在美国要邮票3美分,1990年要25美分,现在则要45美分,即费用上升十五倍。再 以美国房屋为例,1970年2.66万美元一间,1980年7.66万美元,现在26.66万美元一间,1970年至今升值十倍(香港1970年至今楼价 上升三十倍)。美元购买力自1970年起以每年3%速度流失(70年代较快,80年起已降至每年2%)。

  道指自去年3月起出现连续十三个月上升,代表美国企业未来三至九个月情况较去年好,但这只是告诉大家2010年没有Double Dip,而非另一繁荣期开始。两年期TIPS(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只有1.56厘,较08年6月的2.92厘进一步回落,OECD 三十个国家2月份平均核心通胀率只有1.5%。美国CPI估计将进一步回落至0.3%,欧元区则为0.2%,因为我们已进入“低利率、低通胀率、低GDP 增长率、高失业率”,即所谓“三低一高”时代。

美股投资风险大幅提升

  美国GDP由1960年5210亿美元升至2009年14.2万亿美元,过去五十年美国表现的确出色,未来又如何?会否一如1990年起的日 本,进入每年GDP只有1%到2%增长期?美国就业人口由1960年少于六千万,到2009年一亿五千万(仍有一千六百万人失业)。过去五十年生产力的提 升,令美国未来在创造职位方面愈来愈困难,因为今天服务业已占美国GDP 78.2%。美股经过去年3月至今上升,未来投资风险已大幅提升,回报率则大减。

  1982年8月道指P/E只有六倍,2000年3月升至四十三倍,结束美股牛市。虽然2002年10月至2007年10月道指上升,但P/E最 高时亦只有二十八倍,2009年3月一度降至十五倍,然后反弹到2010年4月的二十二倍。如参考1966年至1982年大调整市,美股完成反弹后,应再 反复回落至2015至2020年才完成调整。未来五至十年美国进入“三低一高”时代,美股则进入低P/E时代。

  1982年至2007年的香港经济转型期有美股大牛市配合;反之,2009年起的中国经济转型期,却须面对美国进入去杠杆化时代。因此,中国经 济转型相较香港艰辛许多。

  历史证明,恒指平均P/E在十八倍至二十二倍结束牛市机会很大,平均P/E在八倍至十二倍则结束熊市机会很大。因此,历来便有十八倍P/E减持 论(即恒指P/E一旦高出十八倍便分段减持)及十二倍P/E增持论(即恒指P/E一旦低于十二倍便逐步增持)。■

  本文由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提供,为方便普通话读者阅读,略有改动。“曹Sir智库”及“曹Sir金句”,请点击 http://www.hkej.com/template/cho/jsp/cho_main.jsp  

2010年4月9日 星期五

‘the deterioration in fiscal balances has been structural rather than cyclical’

The credit portfolio strategy team at BNP Paribas is worried.

In a note published on Thursday, the credit analysts mused on Greece’s funding requirements and associated refinancing risk, as well as broader aspects of sovereign risk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hung parliament‘ in the UK.

Extracts below, any emphasis/links FT Alphaville’s.

On Greece’s funding needs:

According to the head of Greek PDMA and our interest rate strategy team’s calculations, Greece will still need to refinance around €11.2bn before May and around €32bn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year. Although it has now covered April’s funding needs, the crucial period will be April and May, as by the end of May, almost 65% of this year’s funding will need to be completed. Last week our economists pointed out that even if Greece could refinance its entire 2010 funding requirement at close to 6%, it would have to pay €1.3bn as extra financing costs. While this may not sound like much, this should be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jected decrease in budget deficit of €9.5bn in 2010 and €7bn in 2011 and 2012. This implies that the extra interest cost for 2011, in itself, accounts for around 20% of the fiscal adjustment – a luxury which it cannot afford and which would postpone its ability to deliver on its austerity plan.

BNP Paribas chart of Greece's cumulative borrowing needs

On Greece’s CDS and the Bund spread:

The market is starting to view default / restructuring risk as a finite and immediate possibility, especially with banks starting to withdraw repo lines with Greek banks.

On unnerving market complacency and (misplaced?) faith in central banks:

the complacency in the market combined with the sheer disregard for risk and the total faith in liquidity overcoming all fundamental problems unnerves us. Investors are putting too much trust in central banks when they have committed to withdrawal of liquidity in the face of rising food and energy inflation. Summer may come early and things may start getting hot under the collar.

On broad themes in sovereign risk:

The recently released BIS Working Paper on public debt: some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Most of the deterioration in fiscal balances has been structural rather than cyclical in nature, implying that in the absence of discretionary corrections, public deficits will persist even during the cyclical recovery.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typical in its impact on public deficits and debt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crisis has likely led to a significant loss in potential output, which translates into a permanent decline in revenues and a permanent increase in some spending such as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e debt picture will be aggravated by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age-related spending (pension and health care costs).

The risk is that a sharp increase in sovereign debt levels, will according to the BIS lead to an “abrupt rise i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largely due to investor led pressure demanding much higher compensation to hold increasingly large amounts of public debt. In certain countries with high debt levels this could lead to potentially unstable debt dynamics. The BIS notes that this time around, several countries are beyond this historical average: Ireland with increases in public debt of 98% between 2007 and 2009; and the UK with projected rises of 111% by 2011. Meanwhile, the US and Spain – with projected increases of 75% and 78%, respectively, by 2011 – are not far behind. All this will lead to a sharp increase in debt levels over the medium term over the next decade (exceeding 300% of GDP in Japan; 200% in the UK; and 150% in Belgium, France, Ireland, Greece, Italy and the US). Therefore interest payments will increase from around 5% of GDP today, to over 10% in all cases, and as high as 27% in the UK by 2040. Therefore, a gentle fiscal consolidation will not reduce this level of debt unless a primary surplus of 3.5% of GDP will be required for the next twenty years just to stabilize the debt at the pre-crisis level.

On UK political spill-over and its sovereign rating:

While all eyes are on Greece the upcoming UK general election (May 6th) will be a key focus. A ‘hung’ parliament that fails to deliver a credible fiscal adjustment plan could lead to a downgrade of the UK’s AAA rating. That could have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Spain.

On the not-bulletproof US triple-A:

Longer term,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marks by some of the rating agencies about the rating of the US. Judging by recent events, clearly sovereign risk is here to stay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in hats, chin strap level three. At least.

Related links:
Bubbles lurk in government debt – Kenneth Rogoff in the FT
Athens shuns outside help with debt crisis – FT
The Coming European Debt Wars – New Economic Perspectives
Lessons from Argentina – Bond Vigilantes

China’s two (terrible) T-bill auctions

Got a spare 5bn yuan?

If you do you can buy the rest of China’s Friday T-bill auctions because . . . no one else wanted them.

Here are the details via the Bloomberg:

In words, that means China failed to find enough buyers for the whole of the two auctions. For, according to some anonymous traders, the country’s finance ministry had planned on selling CNY 20bn worth of the 273-day bills and CNY15bn of the 91-day bills.

We’ve been in this T-bill territory before — most notably over the summer, with at least three auction failures. The lacklustre demand for China’s short-term debt was linked then to tightening of PRC monetary policy — or at least, the need for it.

Friday’s failures are being attributed to similar things.

From Bloomberg:

China’s central bank yesterday sold of three-year bill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June 2008, helping drain cash from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sale of longer-maturity debt signaled policy makers are 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 reducing investor demand for shorter-dated government securities, said Chen Jianheng, an analyst in Beijing at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Fund availability won’t be as easy as before because the central bank has stepped up open-market operations to absorb money,” Chen said. “Investors were cautious because they expect the yields to rise.”

(H/T the effervescent Alea)

Related link:
China T-bill auctions fall foul of rampant markets – Asia Money

Trichet Thwarted as Greece Erodes ‘Mr. Euro’ Status

April 9 (Bloomberg) -- Mounting speculation that Greece will default on 304.2 billion euros ($405.2 billion) of debt is depriving European Central Bank President Jean-Claude Trichet of the stable markets needed to bring Europe out of its worst post- war recession.

Since early February when politicians began squabbling over how to rescue Greece from Europe’s largest deficit as a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euro has lost 4.1 percent against the dollar and the extra yield demanded by investors to hold Greek debt rather than German bunds increased as much as a record 4.43 percentage points as traders saw a greater risk of default. Trichet, who was supposed to spend his final year in office nurturing the region’s nascent recovery, finds himself powerless to resolve the crisis because he has no control over fiscal policy.

“Trichet is essentially an observer in the current crisis,” said Colin Ellis, an economist at Daiwa Capital Markets Europe Ltd. in London and a former Bank of England official. “He does not hold the levers of power.”

Greece is highlighting the limits of Trichet’s ability to maintain confidence in the euro, which is facing its biggest challenge since he helped bring it into being in 1999. Trichet, who described himself as ‘Mr. Euro’ in 2006, has no say over how taxpayers’ funds should be used to rescue Greece. EU leaders rebuffed a March 4 warning from Trichet that inv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a rescue would show that Europe was incapable of solving its own crises.

Euro Gains

The euro extended yesterday’s gains and traded at $1.3388 at 9:42 a.m. in Frankfurt after Trichet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Italy’s Il Sole-24 Ore newspaper that Greece won’t need a bailout “at this moment.” The spread between Greek and German 10-year yields is still 423 basis points. A basis point is 0.01 percentage point.

Trichet, whose eight-year term ends in October next year, yesterday attempted to answer reporters’ questions about the interest rates that Greece would have to pay for emergency funds and explain his stance on the IMF’s role in a bailout.

“He’s one of the brightest central bankers out there, but it’s getting too complex,” said Silvio Peruzzo, an economist a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He has to fit into a political world and that’s what he’s uncomfortable with.”

Merkel Casts Doubt

Trichet, 67, is trying to protect the euro as politicians refuse to fully explain how they would rescue Greece should it fail to raise money in financial markets. While leaders said on March 25 that they would co-finance a bailout with the IMF, they never spelled out when aid would be forthcoming or how much it would cost.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lso has questioned whether her taxpayers should be asked to help fund Greek excess, casting doubt on her commitment to any rescue package. As Greek bonds plunged yesterday, a German government official reiterated that a rescue package would only be a last resort.

“The communication exercise here becomes a monstrous problem,” said Peruzzo. “I’m not sure whether it’s possible for a human to cope with the tensions in the topics we’re discussing at this stage.”

The Greek government aims to cut the budget deficit this year to 8.7 percent of GDP from last year’s level of almost 13 percent, more than four times the EU limit and the highest for any country in the euro’s history. Athens this week revised the 2009 deficit to 12.9 percent of GDP from 12.7 percent because of the size of the economic contraction.

‘Wrong Place’

Some economists say it’s unfair to expect Trichet to calm investors’ jitters about Greece because budget policy lies with governments.

“He’s the focal point because he has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there is nobody more at the center of European finance and policy,” said Julian Callow, chief European economist at Barclays Capital in London. “So people are looking to him for guidance, but they a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is is a political issue.”

The ECB also is doing its bit to help Greece by loosening its collateral rules, easing some investors’ concerns that Greek bonds could become ineligible in ECB money-market operations next year.

The crisis nevertheless puts the ECB’s chief in an unusual position. Trichet has helped shape Group of Seven currency communiqué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has successfully used the threat of foreign-exchange intervention to steer the euro in the past.

‘I Sign the Notes’

In January 2004, he warned investors against “brutal” currency moves after the euro’s 21 percent surge against the dollar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euro dropped 7 percent over the next four months.

“I am Mr. Euro,” he told reporters in June 2006. “We are issuing the currency, I sign the notes.”

With the political debate over Greece’s future eroding Trichet’s influence for now, EU leaders are coming under pressure to resolve the crisis.

“It’s total paralysis at both levels, it’s incredible,” said Paul De Grauwe, a professor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in Belgium. “It’s really a relatively small problem. What is Greece -- nothing in a way, the relative size of the Greek economy -- and they are unable to come up with a clear policy.”

China May Post Trade Deficit, Undermining Yuan Case

April 9 (Bloomberg) -- China may post its first trade deficit in six years after a surge in imports of commodities and consumer goods, weakening U.S. arguments that the nation is keeping its currency undervalued to gain an advantage.

Imports probably exceeded exports by $390 million in March after a $7.6 billion trade surplus the previous month,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estimate in a Bloomberg News survey of 26 economists. The customs bureau is scheduled to release the figures tomorrow. Part of the shift into deficit is likely due to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economists said.

U.S.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F. Geithner met in Beijing yesterday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Qishan amid rising pressure from American lawmakers for action to rein in a U.S. trade gap with China that was $227 billion last year. Premier Wen Jiabao’s government has said a stable yuan and its 4 trillion yuan ($586 billion) fiscal stimulu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global recovery.

“China has done a lot in terms of restructuring global imbalances,” said Michael Buchanan, chief Asia-Pacific economist at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in Hong Kong, who previously worked 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y impact from yuan appreciation will be “dwarfed by the swings in the trade balance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and the U.S.,” he said.

Yuan forwards declined 0.1 percent to 6.6228 per dollar as of 11:11 a.m. in Hong Kong,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may appreciate about 3 percent over the next year.

Export Damage

China has kept the yuan pegged around 6.83 per dollar since July 2008, seeking to aid exporters during the deepest contraction in trade since World War II. Exports still tumbled for 13 straight months, shrinking the nation’s trade surplus by 34 percent last year to $196 billion.

The damage has left policy makers reluctant to rush to remove emergency measures even as growth accelerates and a record credit boom threatens to spark a property bubble. Central bank Governor Zhou Xiaochuan said in a March 23 interview that officials want to ensure the world isn’t in a “W-shaped recovery,” with a slowdown coming after the current rebound.

Geithner’s visit yesterday, and his delay last week of the U.S. Treasury’s decision on whether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in a biannual report, have boosted speculation policy makers will end the dollar peg.

‘Imminent’ Policy Change

A change in China’s currency policy is “imminent” and may occur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n Simpfendorfer, a Hong Kong- based economist a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said today on Bloomberg Television. Former U.S. Treasury Undersecretary Timothy Adams said in a separate interview that the nation may move “fairly soon” to allow appreciation against the dollar.

China may announce a revised policy within days with a small, one-time jump in the yuan, which would then be allowed to trade in a greater range against the dollar,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yesterday, citing unidentified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issue.

The model for the shift would be the revaluation in July 2005, when the yuan was allowed to rise 2.1 percent overnight.

Goldman Sachs predicts the government will announce in coming weeks a widening of the 0.5 percent band in which the yuan is allowed to fluctuate against the dollar.

Buchanan said that setting the yuan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weighted for the amount of trade China does with major economies would offer authorities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traders making a “one way bet” on appreciation in the yuan against the dollar.

Commodity Costs

China’s exports probably rose 26.9 percent in March from a year earlier, after expanding 45.7 percent in the previous month, according to Bloomberg survey of economists. Imports may have grown 55.7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gain of 44.7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forecast.

The projected shortfall in trade would reflect in part a rise in the cost of imported commodities, Jinny Yan, a Shanghai- based economist at Standard Chartered, said last month. Wen said during a meeting with foreign executives March 22 in Beijing the deficit for early March was $8 billion.

The trade surplus narrowed for four straight months through February. The shift reflects China’s accelerating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 sales at a time when U.S. spending is hurt by job cuts and falling home values.

Growth in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 quickened to 10.7 percent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9, the fastest pace since 2007. Inflation was a higher-than-forecast 2.7 percent in February and property prices rose the most in almost two years.

‘Temporary’ Deficit

The March trade gap may not be sustained as exports pick up pace.

“We believe the deficit was temporary,” said Peng Wensheng, head of China research with Barclays Capital in Hong Kong. “Exports will pick up in the rest of the year, and we expect the trade balance to return to positive starting in the second quarter.”

Economic data in coming days may show China’s banks made 729.5 billion yuan of new loans in March,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estimate of 20 economists in a Bloomberg News survey. New bank lending totaled 700.1 billion yuan in February.

Separate figures are projected to show M2, the broadest measure of money supply, rose 22.2 percent in March, slowing from a gain of 25.5 percent in February.

Evaluating the renminbi manipulation

By Martin Wolf

Published: April 6 2010 22:21 | Last updated: April 6 2010 22:21

The incumbent superpower has blinked in it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rising one: the US Treasury has decided to postpone a report due by April 15 on whether China is an exchange-rate manipulator. Since a programme of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is under way, it was right to give these discussions a chance before taking any action.

Is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Yes. China has intervened on a gigantic scale to keep its exchange rate down. Between January 2000 and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rose by $2,240bn; after July 2008, when the renminbi’s gradual appreciation against the dollar – begun three years earlier – halted, reserves rose by $600bn (see chart); and reserves are now close to 50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inally, a massive effort has been aimed at curbing the inflationary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us, China has controlled the appreciation of both nominal and real exchange rates. This surely is currency manipulation. It is also protectionist, being equivalent to a uniform tariff and export subsidy. Premier Wen Jiabao has protested against “depreciating one’s own currency, and attempting to pressure others to appreciate,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exports. In my view, that is protectionism”. The Chinese pot is calling the US kettle black.

Yet some economists deny this, offering four counter-arguments: first, while the intervention is huge, the distortion is small; second, the impact on the global balance of payments is modest; third, global “imbalances” do not matter; and, finally, the problem, albeit real, is being resolved. Let us consider each of these points in turn.

On the first, estimates of the extent of undervaluation vary hugely: some even argue the renminbi is overvalued. This is partly the result of contrasting methodologies –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agains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 and partly of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the right starting point. If, for example, Chinese people were free to export their savings, the capital outflow might be even bigger than today’s intervention. But if the world were free to buy Chinese assets, the capital inflow would explode, too. Who would not want a bit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y?

Plausibly, the undervaluation is considerable, possibly as much as the “25 per cent on a trade-weighted basis and ... 40 per cent against the dollar” suggested by Fred Bergsten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JPMorgan estimate of a trade- weighted real exchange rate is only 10 per cent above its average leve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994, even though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y over this period. It has also depreciated by 8 per cent since October 2008. This is surely peculiar.

On the second point, Stephen Roach of Morgan Stanley has argued that differences in savings behaviour determin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and the Chinese surplus cannot determine the US overall deficit.

I find neither argument persuasive. If the Chinese currency influences the dollar exchange rates of China’s competitors, as it surely does, it will definitely affect multilateral balances. Furthermore, one of the points I made in my (recently updated) book, Fixing Global Finance, is that real exchange rates also determine savings rates, not just the other way round. This is because governments care about GDP. The undervalued Chinese real exchange rate generated a contribution of net exports of 5.6 per cent of GDP between 2006 and 2008.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no reason to try to lower the surplus of savings at that time: it went into net exports. But when net exports plunged in 2009, knocking 3.9 points off GDP,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ted to lower the savings surplus, by expanding domestic credit and promoting investment (see charts).

Martin Wolf charts

Mr Roach also points to today’s negligible net US savings. But this, too, is the result of a fiscal offset to a surge in private sector savings surpluses. Why was this needed? The answer is that, with a huge structural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 rise in private savings in the US would otherwise have created a depression. In sum, savings surpluses are a policy variable, not a given.

On the third point, yes, imbalances do matter. This was partly because of the form they took. As Anton Brender and Florence Pisani argue in a brilliant study for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apital outflow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was that it came in the form of reserves – an overall increase of close to $6,000bn in the noughties.* This led to huge increases in demand for liquid and safe assets. Our cunning financial sector fabricated such assets wholesale, from those “subprime” ingredients, with results we now see.

Imbalances also matter because they will have a big impact on the recovery. As Mark Carney,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Canada, pointed out in a recent speech, should imbalances persist, two outcomes are conceivable: either countries with big external deficits continue with their huge fiscal deficits, until “global interest rates begin to rise, crowding out private investment and ultimately lowering potential growth”; or the deficit countries start to reduce the fiscal deficits sharply, without any offsetting changes in surplus countries, in which case there is “deficient demand globally”.

On the fourth point, Jim O’Neill, chief economist of Goldman Sachs,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surplus is ceasing to be a significant factor. It is true that it has halved, as a share of GDP, since 2007.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shift is structural or the result of exceptional and temporary measures. The World Bank still expects China’s current account to stabilise at high levels, with net exports about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growth.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y would be exporting unemployment. Mr O’Neill is ahead of himself.

I conclude that the renminbi is undervalued, that this is dangerous for the durability of global recovery and that China’s actions have not, so far, provided a durable solution. I conclude, too, that rebalancing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stainable recovery, changes in competitiveness ar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balancing, real renminbi appreciation is necessary for changes in competitiveness, and a rise in the currency is necessary for real appreciation, given the Chinese desire to curb inflation.

The US was right to give talking a chance. But talk must lead to action.

*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ised Finance, CEPS, 2010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关于《中国的红色警报》的反驳文章

  兼听则明。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了李晶的文章,反驳了GMO的《中国的红色警报》。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飙升未必是坏事   华尔街日报 李晶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焦虑。他们担心政府刺激经济的支出导致了产能过 剩、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投机。投资者说,这些因素将导致投资回报率的递减以及坏帐的增加,并最终拉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世 界末日论调。   从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济数据看,这一说法 可能有违直觉。银行贷款显然正在流入资产市场。土地价格正在飙升。中国股市在2009年上半年上涨了74%,而中国去年新增贷款的77%也是在上半年发放 的。中国政府的行为确实加剧了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比如说,出于支持就业的表面目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和地方政府储存了100多万吨铝,这一储备行为既推升 了铝价,又鼓励炼铝厂大规模重新启动产能。   但也并非都是坏消息。中国正在兴建许多基础 设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6%,高于2008年时的43.5%。虽然人们倾向于将固定资产投资额飙升视为产能过剩的迹 象,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大约3,600美元,对基础设施仍有巨大需求。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都投向了那些已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这些 项目都已获得批准,只待陆续实施。   从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放贷情况看,那些地方基础设施项目总的来说资产质量良好。该行是地方政府旗下投资机构的主要贷款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末,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 贷款率为0.8%,低于中国银行业1.66%的平均水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会带来长期利益。它们能够为制造业向内地转移提供便利条件,改善物流状况,创造 新的房地产市场,还能促进旅游和消费。   基础设施投资经常被政府用来抵消出口大幅下 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当2007年中期中国的GDP增速达到13%左右的最高值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幅便仅为12.1%。而去年,为了将GDP增速保 持在8%以上,中国政府将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高到了32.0%。   令人惊异的是,在所有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中, 没有什么显示资金使用效率出现下降的证据。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创造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所需的投资量,这一比率越低,说明投资的效率越高。中国的这一比率已 从2000年时的3.7下降至2008年的2.0,这显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2%,中国的GDP就能增长1%。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显示,就宏观经 济层面而言,中国的投资效率一直要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也没有清楚的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在下降。国内股市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一直在稳步提高。这些公司2007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为14.7%,高于2001年时的5.4%。这一比率虽然 2008年下降至11.4%,但主要应归因于全球金融危机。虽然2009年以后的数据尚未公布,但许多分析师预计国内上市企业2009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会 有提升。   当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干得不错。采矿、金 属加工和水泥等原材料行业正在困境中挣扎。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鉴于政府经济刺激支出的庞大规模,一些投资决策难免会有失轻率。但总体而 言,那些投向公路、铁路和电网的投资是社会需要的,它们有助于提升未来的劳动生产率。此外,中国有幸能够主要依靠自有资源来为未来的资本支出提供资金。中 国在这方面并不依赖外国贷款。   中国像其他经济体一样有自己的经济周期,而 且某些行业已经传出了产能过剩的警讯。但那些声称过量投资很快将危及中国稳定的批评人士却有失公允。   (编者按:本文作者李晶(Jing Ulrich)是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及大宗商品主席。)   我的观点:    1)中国人均GDP低并不能证明过高的基建是适合的。   2)国家开发银行的新增贷款余 额占中国去年10万亿的比例非常小,主要的大头还在四大行。因此用国开行举例不适当。而且,贷款的问题一般要几年后才暴露出来,现在的坏账率都很低。   3)所谓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 高不成立。2000年中国GDP中净出口仅为0.24万亿,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仅占GDP的2.13%;而2008年中国GDP中净出口为2.85万亿, 比上一年增加0.5万亿左右,占GDP的9%左右。单位投资带来的GDP增长效率增加不一定是基建投资带来的,很有可能是出口增加带来的。   4)私人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与政 府的铁公鸡投资回报率不可比。   5)水泥大部分地区过剩,但在 个别区域还可以,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已经明显过剩。

外资报告:中国的红色警报(全译本)

2010年04月02日 11:58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此为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中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十个特征。报 告一面世,就引起了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

编者按:

  3月23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关于中国是否存在 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此前,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空头投资者詹姆斯•查诺斯预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华尔街近年一直追捧中国,但内心深处的一丝隐忧始终存在。这份报告把这种担忧表达了出来。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反驳文章《中国固定 资产投资飙升未必是坏事》。但李晶的观点不乏批评者。财新网的名家博客Barrons即撰文驳斥

  财新网已经在3月31日刊登文章“美国著名基金预警:中国现狂热投机先兆”,介绍这篇报告。

  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报告的内容,财新网将全文作了翻译,全文约1.2万字。

   【财新网】(记者 陈璐 实习记者 黄玉蕾 译)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十分萧条:家庭需要减债,西方政府不得不勒紧钱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 向了中国。投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 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

  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 弱性。

第一节:识别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

  我们能够在泡沫破裂前就识别出投机狂热么?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它的端倪么?纵观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官员以及华尔街权威人士在 过去十年中的观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泡沫还是可以在事前识别的。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判断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几年前,这套指标中有不少指标反映,美 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的很脆弱。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盘旋在华尔街新宠――中国的上空。

  过去的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下面,我将列出三个世纪以来著名泡沫的十大特征。

  1.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它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 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

  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 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 大国。

  2.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 票估值直线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似的理由也悄悄流行,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在新千年中的熊市中消失 了。很快,它被伯南克的“大缓和”理论所取代,伯南克认为,高水平的按揭债务是可行的,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哎,结果证明“大缓和”不过 是又一个可笑的自我安慰:人们在被哄骗时,经常会自己安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同了”。

  3.投资的普遍增加。

  这是金融灾难的另一个先行指标。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经常被胡乱浪费。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恶果才显示出来。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约 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Mills)所说,“恐慌并不摧毁资本。资本在此前因为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恐慌只是反映出被摧毁的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狂热的铁路投资中,伦敦与Peterborough之间建了三条铁路。但其实,只要一条铁路就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新 的光纤网络过剩了很多年。而IMF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致使国家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腐败激增总是与巨大的繁荣相伴而来。

  正如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说,“所有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总是最容易轻信别人,当他们拿到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欺骗他们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一个欺诈行为的链条。“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放松的,愿意相信他人,钱总是很多。但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要更多的钱。在这种 情况下,贪污的比例就会增长,被发现的几率就会减少,收受的赃款也就会更多。”

  5.宽松的货币

  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是金融系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自17世纪30年代得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在所有的重大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 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Walter Bagehot写道,“英国佬(John Bull)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不承受不住2%的利率。”他评论道,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 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堪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6.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它虽然能轻易催生繁荣,但最终会以泡沫破裂终结。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就是忽略了这点,他把低利率和繁荣 的房地产带给了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小成员国。固定汇率还造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7.信贷疯狂增长。

  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长时间疯狂增长之后。在繁荣经济时期借的债,最终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 超乎寻常的增长,有80%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最近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信贷繁荣的研究也表明,“信贷长期超常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

  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 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对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 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结果就是,金融系统 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 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 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 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 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

第二节:中国梦分析

  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 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 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 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 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 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 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的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 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 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 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 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 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 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 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 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 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 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 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 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 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 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 (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 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 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 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 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 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 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 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 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 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 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 “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 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 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裴敏欣教授所说的“分食”提供了佐证。系统性腐败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明显的是1997年危机之前的 印度尼西亚。裴写到,“流行性腐败”稳步提升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正如因此,其金融体系脆弱,其环境退化和敏感,其执法强制腐坏而无效,其基建不安 全,其公共卫生服务麻木不仁以及其监管系统摇摇欲坠。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 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 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什么是恰当的利率,谁也不知。但经验法则认为,利率应与经济的中期增长相适应。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40年的名义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1990年以来,中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约九个百分点。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进投资和补贴国有企业。低利率也促使中国家庭投机股票和房地产。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年已导致高通胀和资 本市场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货币供应增长了近30%,而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再次,中国储户发现自己陷于对通长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再一次,泡沫在 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

  6.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并压低了利率。它还鼓励大量资本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资本管制限制了热钱流入,不过, 投机性资本流入最近有所抬头。

  许多新兴市场危机是由其货币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国高达2.4万亿的庞大外汇储备,许多评论家感到很安全。然而,这么大量的美元应该是令人担忧 的。它反映了一个散漫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标准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消费大于产出,由此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务。其他国家,大多在亚洲,享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取得巨大的 外汇储备。

  有人认为,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不对。这些储备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产、进口、或防御货币攻击。但有一类问题,它解 决不了,比如,在资产泡沫破灭后,银行坏账大量出现,不良投资到处都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相对于全球GDP,只有两个国家先前曾经累积过如此庞大的外 汇储备,他们是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7.信贷繁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订单的崩溃,中国下令银行放贷。去年,新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9%的GDP。这些贷款大部分 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国有企业。这使经济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类似推注肾上腺素抢救心脏骤停。然而,大多数分析师没有考虑信贷狂潮的后遗症。我们 自己最近的经验证明后遗症是明显的。

  信贷扩张的规模本身就值得忧虑。信贷如此迅速地膨胀,很可能没有严格遵循标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会有另一次不良贷款的激增危 险,就象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样。然而,传统的智慧认为,只要中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的贷款不会变坏。

  8.道德风险

   主要的中资银行是由国家控制。他们曾有滥发贷款的历史。然而,市场认为,银行现在不会出问题。中国主要银行的市值全球领先,已经太大而无法倒 闭。它们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坏不了。

  道德风险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恶果,亚洲人并不陌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银行也被视为财政部履行政策目标的工具,同时在利润上也受保护。当 时,日本的银行市值雄踞世界第一。后来,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银行产生的亏损相当于它们的初始资本的两倍。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时,好几个亚洲国家都暴露出道德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

  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曾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麻烦。本世纪之交,标准普尔估计中国不良贷款占未偿还贷款的约50%。银行被重新注资,不良贷款打包 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救援行动相对没有痛苦。一些人估计,中国可能故技重施。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中国银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以运用现代风 险管理方法。如果中国的银行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什么还要在中央的授意下进行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

  9.冒险的借贷行为

   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暴露了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恶劣的贷款决定。在音乐还在响的时候,这些银行降低了贷款的标准。许多贷款用现金流 无法偿还,为了让贷款不坏掉,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资产价格升值。当市场回落,这些金融把戏现出原形。中国最近的许多贷款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型。

  例如,贷款流入基础设施项目,如新的铁路,收费公路和桥梁。这些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办。然而,地方政府被禁止为贷款担保。相反,他们建立了融资平 台,资本金由地方政府出,剩下的钱是由银行提供。据估计,去年一半的银行贷款,流到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许多只有少量的现金 流,甚至没有现金流。

  这些贷款将来怎么还?如果经济持续以过去的速度成长,可以假定这些新机场和收费公路将来都能产生收益。或者,地方政府可以靠未来的卖地收入来还 款。麻烦的是,卖地收入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房地产市场回落,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履行这些隐含的义务,顺利归还基础设施贷款。

  华尔街分析师称,因为中国没有把次级贷款证券化,所以中国的贷款系统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银行业有自己的独特的可疑做法。根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测 算,很多银行把贷款重新打包,出售给散户投资者、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

  惠誉写道,“卖出贷款的银行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可能不会出现在卖方或买方的财务报表中。”通过把贷款放在账外,银 行得以让贷款增长率符合政府设定的限制之内。

  中国银行业似乎特别不愿意报告问题贷款,因此没有人可以测出其信贷体系的健康程度。安永(Ernst & Young)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高达9000亿美元,这份报告随后被撤回。甚至在2008年股市崩盘和出口休克 时,官方报告的不良贷款依然下降。惠誉指出,中国银行业习惯于不断地将问题贷款转期。银行员工也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一个信贷员如果报告了他放出了问题贷 款,他的工资会被 扣至低于农民工的工资。似乎很少人关心隐瞒不良贷款的做法,因为一般人认为,只要经济继续迅速增长,不良债权未来会转好。

  10.泡沫

  信贷激增重燃了中国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去年上半年,上海股市强劲复苏。去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上海A股的成交量超过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证券 交易所的成交量之和。去年第三季,以市值论,中国IPO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全球最大的10个IPO,中国占有七个。新股往往高倍超额认购,上市首日暴 涨。去年10月,深圳创业板市场推出。开市首日,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涨幅在76%至210%之间,市盈率平均达150倍。

  高换手率、新股大量发行、新股一上市即劲涨、成立新交易所,这些都投机狂热的经典迹象。去年夏天,市场见顶时,上证指数的PE倍数为38倍。中 国股票的高估值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不过,股市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大戏发生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

  本文讨论的许多红色警报信号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随处可见:有一个夺目的增长故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未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建设热潮帮助中 国实现GDP增长目标;低成本信贷流入房地产领域;腐败到处都是;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相信政府不会让楼市崩溃;资产价格高估,投机盛行,凯恩斯讲的“动物 精神”到处都是。

住宅市场

  由于现金的利率低、股票波动性大,对中国储户来说,房地产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全国房价以8%的年均 速度上涨。这一贯表现使人们普遍认为,楼价只能上涨。

  支持住房市场是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一环:贷款利率被降低,银行被勒令打开信贷投放;抵押贷款的成数上升;向二套房的买家提供优惠的按揭利 率;降低购房的税收。国有企业也受到鼓励进入住房市场。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优惠券和居留证,他们还为新项目提供了近一半的融资。

  这些措施施展了魔法。去年,中国的住宅销售上升到3.8万亿人民币,比2008年同比增长87%。平均房价在2009年上升8%。几个地方的市 场出现20%以上的强劲上涨。住宅新开工项目也迅速上升。新建住房开工(按建筑面积计算)在去年前11个月上涨了16%。2010年住房建设预计将再上升 20%。这就提出了一个潜在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新的供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随着经济持续扩大而被消化。

  但按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农民工毕竟是买不起的。大城市的住房所有者比例已经上升到70%。在北京,住宅建成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这种供应过剩 的部分被地产市场“投资者”所吸收。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最近已出售的房产有五分之一空置。由于新房子出租后往往价格下降,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把房子空 着。公寓大楼夜间熄灯的照片,揭示了投机者的住 房所在。

  住宅价格已经高的惊人。摩根士丹利估计,即便支付了大笔的首付款后,供按揭的钱要占平均收入的43%。就全国而言,房价已攀升至收入的8倍左 右。

  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衡,这可能低估了承受不起的问题。在北京,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已经上升超过15倍(2000-2008年平均为10倍)。相比之 下,东京公寓价格在1990年达到高峰,为平均家庭收入的9倍。首次购房者据说要通过借家庭成员的钱来凑够首付款。隔代的按揭贷款也是日本20世纪80年 代后期房产的一个特点。

  房屋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困扰。最近几个月,几个重要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对住房市场的泡沫表示了担忧,但华尔街没有理睬这些担忧。分析师说,如果 中国经济继续以其最近的速度增长,那么一切都会变好。

商业房地产市场

  商业房地产市场看起来也同样离谱了。作为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允许开发商承担更多的债务,以促进土地的购买。去年,商业房地产 投资同比增长了21%。中国正在建设的房屋建筑面积总量相当于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大小。

  按国际标准,在主要城市的商业租金也非常昂贵。去年夏天,在上海和北京的黄金地段,估计分别为每平米702美元和每平方米532美元。这些价格 大体上与纽约相同,尽管曼哈顿的人均产出是中国大都市的4倍之多。

  国有企业被要求支持商业地产市场。他们标出了很多“地王”。例如,在2009年9月,中国海外发展支付人民币70亿元,购买了上海一块31.3 万平方米的地,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人民币22400元。

  地方政府拥有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已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卖地收入约占其2009年收入的一半。去年,地方政府获得了人民币1.6万亿 的卖地收入,相当于中央的刺激计划的40%,或者GDP的5%。这些收入被循环,作为开发商购买更多土地的贷款。正如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评论的: “当国有企业借用国有银行的钱,在土地拍卖中把钱交给地方政府,这个地价还有什么意义?”

  高层建筑正在纷纷建设,而按西方标准,空置率已经非常高。在浦东新区,空置率已达50%,但新楼还在盖不停。投资者自我安慰,如果中国的经济保 持像这样迅猛生长,那么所有的空办公室将很快会有找到租客。

梦想之地

  三年前,温家宝总理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来形容中国经济。而经济危机并没有治愈这些个“不”。相反,中国过热的投资和天量的 信贷加剧了上述的经济失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状态——过高的价格、疯狂的投机以及大量的新建筑物。这个泡沫迟早破裂。

  过去,当以上十个红色警报在一个经济体都显现出来的时候,总会发生令人不快的结局。预测泡沫何时破灭非常困难,因为泡沫总能推至极致。加上中国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让预测难上加难。国有企业可以被叫来支撑市场。像过去一样,亏损也可以被掩盖起来或塞到某处。但是诸如此类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 国的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而已。

  就算未来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无法预测,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就应该被忽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很重要 的角色。房地产投资占据着GDP的12%。对于中国的许多重工业,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大约有20%的银行新增贷款直接流向了房 地产市场。另外,房地产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北京市去年20%的收入就是来自卖地。而大多数基础设施的贷款要靠地方的卖地收入来偿还。国企的 大多数贷款以房地产做抵押。最后在正常银行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房地产借贷市场,数字不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形成了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 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中国的这种现状令人想起互联网泡沫的后期,投资者把过去的增长率套用在了未来,然后被广阔的增长空间所迷惑。伴随着互 联网的兴盛,巨大的投资创造的需求似乎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梦想之地,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体。

  一个评论家把中国与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联系起来,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而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英里,它就会爆 炸。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工业存在很多年。房地产 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那些正沉浸于中国梦的投资者忽视了这样的场景。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 醒来。■

找出中国股的明日之星

2010年04月06日 14:10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买入高增长股,然后看住它日渐长大(万一事与愿违,便止蚀离场)!而不是买“过气明星 股”

【财新网】(专栏作家 曹仁超)4月1日,周四。复活节假期将至,除了假期版外,“投资者笔记”将会在假期后下周三刊登,请各位读者留意。

  许多基础分析投资者对近期各国央行滥发货币存有戒心,担心恶性通胀重临。这种心理,我老曹十分理解,但我老曹认为,这次刺激政策只会带来资产价 格上升(例如商品、黄金、石油以至楼价),但不会引发恶性通胀,亦不会出现类似日式通缩,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本国货币大幅升值200%(1985至 94年日圆除外)。或者可以说,我们已重新进入滞胀期,类似1966至71年美国。短期而言,市场对主权债券违约的忧虑下降,私人银行将取代中央银行成为 债券大买家。中国政府为冷却GDP高速增长(10%或以上),进一步抽紧银根难免,令A股短期仍难大升,但目前已在蓄势中,各位可利用这段日子吸纳更多国 企、红筹及内房股。我们正进入低通胀、低GDP增长的时代,只有个别股份能有出色表现,其余皆进入牛皮市。“发达容易,过日子艰难”日子重临也!

楼价极受政策影响

  Follow the market, and keep a close eye on your stocks。上述投资法正取代价值投资法。格雷罕姆的著作《证券分析》在1934年出版,至今已卖出超过一百万册。另一本较浅显的《聪明的投资者》在 1949年出版,而巴菲特在1950年毕业,那段日子大部分美股仍十分便宜。不过,踏入2000年,过去十年内有五年平均P/E超过四十倍,在如此高P /E环境下再用价值投资法,成绩难以理想(过去十年道指并没有多少升幅)。2010年起美国在如此高负债下,前景令人担心。1960年代美国每增加1美元 新贷款,可令GDP增加1美元;但到2009年,每增加1美元新贷款,对GDP已无甚影响。美国到了负债饱和点(debt saturation),即美国政府已不能透过增加负债去刺激GDP增长,情况同1990年起的日本相似。过去一百年,美国楼价大部分日子升幅只是略高于 通胀,只有1996至2006年楼价才狂升,然后泡沫爆破。

  如参考德国例子,楼价上升并非必然。从1977年至今,德国房价平均只上升60%,同期人均收入上升三倍,即德国房价平均每年只上涨1%。 2006及07年我老曹出售在英国的住房投资,曾经打算投资德国柏林,2006年起便收集及研究该国资料:一、德国每年有二十五万套新公寓完工,是拥有最 详尽建屋规划的国家之一。二、德国实行“先存后贷”合同储蓄计划,即买楼者先存入楼价50%才获贷款,固定利率年期平均十一年半,即如你决定买楼,可以先 行存款,直到存款相当于楼价50%便可买楼;存款是固定利率,贷款亦是固定利率,没有变化。三、只有42%家庭拥有自住物业,其余58%租楼(年轻人 77%租楼),由于供应充足,楼价平均每年只升1%,置业只作为自住,不能博资产升值。四、可以“自建房”及“合作建房”,即一批人加起来向政府买地自行 兴建,完成后“分 楼”,又或一幢大厦业主合作将它重建然后“分楼”。地产商所订楼价如超出“合理房价20%”便构成违法行为,可告上法庭,不但罚款,而且负刑事责任。五、 物业交易政府抽1%到1.5%不动产税、3.5%交易税;如有利润抽15%盈利税,租金收入抽25%利得税,房屋管理、维修费用由业主负责。

  德国的楼市情况,证明楼价极受政策影响,而非其他因素。政府完全有能力阻止楼价上升(甚至推倒楼价,例如1997年特区政府的八万五房屋政 策);反之,政府却没有能力阻止楼价回落(例如日本)。反观股票市场,永远充满机会。

美楼按息率势上调

  2006年美国住房高潮至今,楼价已回落约30%。2007年下半年政府透过大幅减息制造虚假需求,去年3月更透过资金泛滥去支持楼价。虽然如 此,仍有五百万间房屋被接管,而且有25%业主资不抵债,未来三至五年将再有五百万间房屋被接管。上述情况大大影响经济复苏速度,因为没有楼价支持的经济 复苏并不长久。最近三个月,美国新屋及二手楼的销情又再慢下来,担心去年美国楼价回升的需求主要来自政府提供8000美元税务优惠,一旦停止,楼市回复死 气沉沉。至于联储局购入按揭证券至今年3月底结束,估计4月1日后,楼按利率将上调。

  政府鼓励市民置业是否良策?这在国际间已引起争论。过去日本政府一直鼓励置业,1990年超过70%日本家庭拥有自住物业,但过去二十年日本楼 价下跌70%,令日本人消费下降、企业投资减少。1997年8月香港小业主人数超过一百万,当楼价自1997年8月急跌至2003年7月,这一百万小业主 亦怯于消费,令香港经济出现不景气。直至2003年7月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人来港自由行消费,而且2003年9月特区政府推出“孙九招”,用勾地表代替定期 拍卖土地,加上美股自2002年10月起上升、美元利率下降到只有1厘等因素加起来,本港楼价才止跌回升,至今升幅130%左右(豪宅升幅更达 200%)。

负利率时代重临中国

  在1914年前的英国金本位时代,英国年通胀率介乎负数到6%。1971年8月美国脱离金本位后,美国最高通胀率曾达14%,2008至09年 则一度出现负数。经济学家认为,最佳的年通胀率是2%到4%。过去伯南克曾订下目标通胀率2%,认为通胀率一旦低于2%对经济不利,一旦高于4%又担心通 胀失控。

  人行决定中国CPI升幅接近3%才加息。内地2月份CPI较去年同期上升2.7%,是十八个月内首次CPI升幅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即负利率时 代重临中国!情况有点类似2007年。内地2月份CPI升幅,其实有季节因素在内。受天气影响,中国通胀高潮估计在今年6、7月出现。换言之,人民币加息 最大可能性在年中出现。

  回顾1971年起美元同黄金脱钩后,七十年代危机是因为恶性通胀,引致1981年美元利率曾狂升至22厘;其后所有危机都同资产膨胀有关,而非 同通货膨胀(CPI大幅上升)有关。回看日本八十年代至今经济盛衰的成因:一、过分依赖出口市场去消化本身的过剩生产力;二、出口赚回来的钱变成储蓄而产 生大量资金,产生货币升值预期,吸引外资流入,推动本国资产价格上升而产生泡沫;三、泡沫爆破令人民消费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而引发衰退。

  金管局新任总裁陈德霖在去年12月举办之“香港经济峰会2010”中指出,近代社会最大风险不再是通胀,而是资产膨胀,例如1997年、 2000年、2007年危机的产生,都同资产膨胀有关。1985年至1990年日本的情况告诉大家──货币升值与加息并不能阻止资产膨胀出现,抽紧银根则 有点用,例如去年8月人行已开始抽紧银根,去年11月开始本港金管局亦从市场抽走资金,而美国今年4月1日开始加入。

  任何事物都有循环周期,CPI亦不例外。1994年起日本是OECD中最先进入CPI稳定或回落期的国家,但2010年日本物价反较1994年 那年低。2008年起,美国同欧洲亦进入CPI稳定期,战后长达六十多年的西方国家CPI大升期结束,理由是大量银行倒闭,债券出现无法履行合约,例如通 用汽车、 房利美、房贷美及不少大企业皆无法清还负债,令过千亿计美元资产突然消失。去年美国家庭负债较08年下跌1.7%,是1945年以来首次。去年第四季美国 人储蓄率4%,估计将进一步上升。美国是否步入通缩期?

美国领导全球地位动摇

  过去一百年是美国领导整个工业化国家的时代,最先是创新科技,1966年起是排山倒海的信贷扩张、美元泛滥全球,直到2007年次按危机爆发。 2009年再一次美元泛滥,但这一次只能刺激全球股市上升。看来,美国领导全球工业国的地位已出现动摇,过去英、美两国消耗全球70%储蓄的时代亦开始结 束。

  如果你在1950年前后出生,恭喜你成为战后最受惠一代(尤其在香港生活,既没有战乱,亦没有天灾)。如果你在1970年前后出生,叫做“X” 一 代,你有愉快童年及接受高深教育的机会,但到社会做事却灾难处处,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科网股泡沫爆破、2007年次按危机。如果你在 1990年前后出生,则面对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及1950年前后出生一代步入退休期,愈来愈多港人超过六十五岁,香港高薪职位愈来愈少(2010年全港只有 九万个年薪100万元或以上的职位),90年前后出生的你恐怕将成为“迷失世代”。而1950年前后出生者,则正在研究退休后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

  沃尔玛前主席Sam Walton的成功,是找出如何将美国消费者由市区引向郊区;到今天,美国人已习惯到近郊的沃尔玛大包小包购物。1980年(当时沃尔玛已上市十年)如你 投资1万美元在沃尔玛,三十年后今天市值高达350万美元,平均每年上升22%,理由是Sam Walton看到美国人消费习惯改变。同样情况,在1980年如你投资1万美元在Nike,今天市值100万美元。还有星巴克、FedEx、UPS、 eBay、Google……。

找出中国的明日之“升”

  连美国如此成熟的经济,发达机会仍然如此多,年轻的香港人怎么认为香港未来没有机会?只要找出一种新的处事方法,你便可能发展出中国的沃尔玛; 找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你可能发展出中国的星巴克;又或者带来新的事业,例如中国的联邦快递、UPS、eBay、Google。顾客永远是皇帝,最重要是 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他们。例如Apple推出手机,令该股股价五年内上升435%。如你2002年7月投资Marvel,该公司日后竟能将漫画变成大电影, 包括蜘蛛侠、X-Men、Iron Man,而投资5万美元在其身上,日后被迪士尼收购,将可收回81.4万美元,上升十五点三倍!今天的投资策略便是买入这类高增长股,然后看住它日渐长大 (万一事与愿违,便止蚀离场)!而不是买“过气明星股”。投资是买未来,不是买过去。名气愈大的股份,愈没有投资价值。

  据2009年美国统计数字,拥有财富超过10亿美元或以上的家庭,去年财产总值升54%;至于财富少于100万美元的家庭,去年财产总值只升 5.8%。因拥有10亿美元或以上者主力投资股票,而财产不足100万美元者主力仍在自住物业,但去年美国住宅楼价续跌。资本主义制度虽令GDP增长率较 社会主义快,但最大受惠者一定是富人而非普通人。发达容易、过日子艰难。如果1986年3月13日微软上市时(当时每股21美元)买入一千股(21000 美元),经过六次拆细,今天已拥有1400万美元财富,升值七百四十六倍;如在思科上市时投资10000美元,今天值992万美元;如在2004年5月投 资Priceline.com,至今升值802%;如在2003年3月投资Quality Systems,至今升值1185%;2002年6月投资Marvel,至今升值1388%,还有Apple、eBay、腾讯、比亚迪……。

  由1967年出社会做事开始,过去四十多年我老曹错过的发达机会较掌握到的更多。例如金价由35美元升至850美元、楼价由67元一呎升到 12000元一 呎、恒生指数由100点(因1970年1月才有恒指)升上32000点;1999年油价由10美元一桶升上147美元……东莞地皮由1995年的3万元人 民币一亩,升到今天300万元人民币一亩!在正确时刻正确地点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place, in the right time!),便可发达!2007年10月亦有人透过抛空美国金融股,到2008年底在一年内赚进几十亿美元。换言之,任何时刻都有发达机会。今时今日一 个大学生欲找一份月入12000元的工却十分困难,今天如此,十年前亦如此。四十多年前我老曹刚离开学校时,作为一位英文中学毕业生,欲找一份300元月 薪的工,一样十分困难。

三十岁前属示威抗议主力

  1970至99年,在六十七个国家中发生80%公民与政府冲击中,有60%示威人口都是三十岁或以下。上述数字证明不是“80后”有问题,而是 “30岁前”有问题,即三十岁或以下的年轻人,无论在过去或现在、在什么国家,都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主力。“50前后”一代在七十年代那时,何尝不是走上 街头要求“中文合法化、反贪污、支持元州仔渔民上岸、反对政府发展沙田新市镇……。”七十年代示威抗议的年轻一代,今天已成为香港建制派的中坚分子,反过 来指摘“80后”?!这情况有如“婆媳问题”,做家婆的经常对儿子的老婆挑挑剔剔,做媳妇的亦对家婆看不顺眼;直到媳妇自己做了家婆后,又会对自己儿子的 老婆同样挑剔。七十年代我们是青年,曾对社会现状不满而示威抗议。今天我们成为建制派的一分子,面对青年人对今天社会现状不满而示威,为何不同情他们,反 而指摘他们?今天我们都做了别人的家婆,为何挑剔自己的媳妇?难道我们忘记了自己做人媳妇甚艰难的日子?

  全球只有2%人口懂得如何建立财富,其余98%人口皆不擅理财,形成整个社会气氛对有钱人存有敌意。例如富人被政府抽最多的税,却成为政客经常 攻击的目标,连平民亦憎人富贵;经济下沉时,损失最大的亦是富人,但社会反认为富人应负担更多更多。财富招人妒,因此财不可露眼。千万不可夸富,保持低调 乃最佳策略。财富累积慢如蜗牛,失去易如反掌。■

【哈佛笔记86】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

2010年04月06日 17:50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这篇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 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6日发自美国剑桥)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 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 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 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文章《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

  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 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

  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 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

  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

  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

  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 假设之上。

  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 (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

  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 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

  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 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 所为。

  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 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

  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 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 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 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 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 本——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 (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 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 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 否大于它的成本?■

跟交通网络买“生地”

2010年03月29日 11:52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在内地,可以跟着大城市内的地铁扩展而建立“生地”储备。至于二三四线城市,便可跟着高 铁走。例如今天在沈阳买入“生地”,可带来无穷财富

【财新网】(专栏作家 曹仁超)3月28日,周日。去年11月开始,港股进入what to buy and what to avoid期,即拣股不炒市,相信牛皮市仍将维持好一段日子。今天投资策略是在动荡不安的股市中找出有价值的股份,在胡言乱语的市场气氛中保持真知灼见。 小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只有在转角市才出错,醒目资金经常追随趋势及利用止蚀盘去局限风险。股神箴言:“投资成功,不在乎你追随群众或和群众对着 干,而是你的分析是否正确。”

  去年新兴市场股市平均升幅104%、成熟市场股市平均升幅73.3%。不少新兴市场股市同原材料价格有关,故全球工业生产改善前,原材料股必先 行上升。反之,去年8月起成熟市场股市表现超前新兴市场,因为原材料价格(例如CRB指数)进入调整期。

  资金回流美国支持美汇

  基金手上现金比重由一年前的6%降至3.6%,代表基金经理已过分乐观,对风险戒心大减。在此水平下,股市如何更上一层楼?毕巴顿认为,美股最 少还有10%上升空间。A股去年8月进入超买区后下调,恒指去年11月进入超买区后下调,今年3月美股进入超买区后又如何?八十年代开始的透过资产升值去 增加债务因而产生的GDP高增长期,到2008年已结束。ISI集团估计,今年第一季美国企业纯利较去年同期升38.8%,第二季升42.4%、第三季升 36.8%、第四季升30%,即2010年全年美国企业纯利可上升36.1%。如上述估计正确,今年美国经济应不会出现双底衰退,但GDP增长率又能否支 持目前美股P/E水平?

  美国政府通过9400亿美元的医疗改革法案,代表未来财赤无法收窄,不利债市。不过,资金正由新兴市场回流美国,支持美汇上升,因为美国及欧洲 经济在渐渐摆脱衰退。通胀初期人人喜爱,政府透过增加货币供应令股市上升,同时CPI升幅温和,例如2003及04年;然后渐演变成2007年政府为压制 CPI而一再加息,最后引发楼价回落及次按危机,出现2008年大跌市,之后人们又恐怕通缩大于通胀……。2009年3月政府开始再膨胀政策,最早开始再 膨胀政策的是北京政府(2008年11月),A股上升亦最早结束(2009年8月),为时共九个月。美国去年3月批出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年4月1日结束。

  1980年4月2日(至今刚好三十年),邓小平就内地住房问题发表了讲话,内容如下:

  一、过去内地实行低工资政策同时推行公房低租金制度,主要是为解决中国人民居住问题。上述公房由政府和单位建造并承担维修保养费用,结果令中国 人均住房由1949年10.8平方米下降到1978年6.7平方米,而且房屋愈来愈残旧。

  二、从1982至1984年以常州、郑州、沙市、四平作试点把公屋出售,自1985年起再把经验用在其他城市。1986年上海、广州两市首先进 行有偿转让土地法;1987年扩展到深圳、烟台、唐山、蚌埠,并进行“提租补贴”试点(即公房可以加租)。上述经验用作制订1988年七届人大“修改草 案”,明确土地可以有偿转让及物业可用作收租。

  三、1988至1998年上述修改法案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推行。1988年2月25日发布国务院十一号文件,包括公房可以加租、出售及实物分配, 实行住房货币化。

  四、1997年及1998年在朱镕基两次讲话中提出加快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消费热点。许多城市便引入外国不少方法,例如土地 拍卖等,引发全国房地产热潮。

  不少人以1998年作为中国土地发展的分界线,情况有如1967年前后的香港物业市场。1967年前,香港房地产发展杂乱无章,经一连串改革 后,香港房地产开始规范化。中国房地产由1998年至今已繁荣十二年(2000至03年为回落期),以美国例子,地产繁荣期一般可长达二十二年。换言之, 中国房产仍有十年好景(虽不排除有短期调整)。

 地产商沿西铁建“生地”储备

  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主要是负债并不高。不过,过去一年中国新增房贷是2008年的 五倍,令房地产相关信贷占总信贷20%,已到了警戒水平。

  日本野村证券董事长氏家纯一认为,在日本泡沫时期,房贷及建筑亦只占银行总贷款25%。资产价格急升同时伴随货币供给扩大和信用扩张,尤其是对 房地产部门的信贷扩张,就是危险讯号。中国应从八十年代日本资产泡沫中吸收经验,以免资产价格本身变动对经济造成破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房屋空置率已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担心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扩大,最终 可导致社会不稳定。

  根据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资料,1955年如投资1000英镑在物业上,到2006年高峰期市值50万英镑。古有明训:有土斯有财。本港地产发展商如新地(016)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已投资沙田一带的“生地”(Raw Land),并改为住宅及商场卖出去或收租,然后逐步向新界其他地方购入“生地”……。恒地(012)过去在上水、粉岭一带购入“生地”,然后是将军 澳……。长实(001)买入港灯(006)后,将发电厂土地改为商住用途,买入和黄(013)则把造船厂土地改为商住用途、货仓土地改为商住……。过去十 多年,内房股亦将“生地”改为商住用途而发达。今天本港的巨富,十之八九同地产有关。

  不过,各位千祈不要乱买“生地”。我老曹不少朋友在1997年前大量买入大屿山土地,以为新机场落成后便发达矣,但至今买入的土地仍是烂地一 片,因为特区政府并无发展大屿山的打算。新地及恒地策略成功,是跟着政府的交通网络去发展,例如狮子山隧道通车之前收购沙田的“生地”;火车电气化之前收 购元朗、上水、粉岭一带的“生地”。恒地在地铁未建至将军澳之前,已先一步在将军澳建立“生地”货源。到今天,地产商又沿西铁一带建立“生地”储备。

  在内地,亦可以跟着大城市内的地铁扩展而建立“生地”储备。至于二三四线城市发展,便可跟着高铁走。例如今天在沈阳买入“生地”,然后将之建为 商住物业,才是隐蔽的宝藏,一旦打开,可带来无穷财富。

  去年中国正步入类似2003至06年的美国地产上升潮──即因利率下降而引发的置业狂潮。所不同者:甲、内地买楼先付楼价30%(第二间 50%);乙、贷款没有证券化,因此银行贷款时小心谨慎;丙、没有职业者无法获贷款。虽然今年政府已严格限制,但楼价并没有因而下调,二三四线城市楼价继 续上升。今年第二季起应否开始收集内房股?我老曹认为,在内地应该不会出现“次按危机”。

  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爆破至今已十年,大部分科网股股价至今仍无法升穿2000年水平;2007年10月金融股开始回落,到2009年3月 跌幅达84%,其后虽然反弹145%,情况仍有如2002年10月至07年10月的科网股,反弹完成后再无力进一步向上。金融股“Beta系数”上升,代 表扩大波幅而非升幅。去年3月至今金融股的良好表现,只是2008年过度超卖后的反弹,而非上升趋势开始。

  美促人民币升值保护主义作祟

  2005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30%。2005年8月起中国政府亦让人民币逐步升值,到2007年次按危机前人民币已升值22%,直至出现次按 危机后,人民币才停止升值。2008年11月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方案,令中国股市率先好起来。今天美国又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经济真 的可以藉此好起来吗?1985年8月至94年7月日圆升值200%(由250日圆兑1美元升到80日圆),美国贸赤有没有减少1994年1月朱镕基决定 让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并轨,是因为当时人民币没纪律地贬值,并认为人民币升降应以中国利益为首先考虑因素。如美国政府认为人民币值太低而抽25%惩罚性关 税,那过去几年美元兑加元贬值40%,加拿大政府是否亦应向美国征收40%惩罚性关税?过去一年英镑兑美元跌25%,美国为何没有向英国抽25%惩罚性关 税?上述言论百分之二百是保护贸易主义。作为自由贸易主义盟主的美国,更不应以此为胁。

  美国贸赤年年扩大,是因为美国人有先使未来钱的习惯。中国外贸年年盈余,则是因为中国人有积榖防饥的习惯。此乃民族性使然,同币值高低无关(日 圆由360升至90兑1日圆,日本仍出现大量贸盈)。过去四十年证明了外贸赤字或盈余同该国经济盛衰关系不大(例如日本年年贸盈,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如 何?)今天对GDP最大影响是消费,一旦消费下降,经济衰退便来临。一个国家只有在经济发展初阶,外贸盈亏才占重要位置。一如1967至87年我老曹的薪 金加减可影响个人消费,但1987年后是否加薪,对本人消费的影响已不重要,主要视乎股市升降(股票投资得失早已超过一年薪金收入)。到1997年后,连 股市升降亦不再重要,因为股票投资只占全部投资30%,其余已分散到房地产、外汇、债券及黄金方面。相信国家亦一样,初期影响经济盛衰是外贸,然后是股市 及房地产,最后是热钱流向。由于美元已取代黄金成为环球各国储备,当美元泛滥时,全球亦不得不跟从。当美国经济出现萎缩,便引发全球金融海啸。

  去年3月起,美国政府再次推跌美元汇价,目的是希望“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即中国增加消费、减少出口,美国增加出口、减少消费。然而,今年2月 中国出口大升45.7%,美国财赤则达2209亿美元,为历史上最巨!世界经济不但没有重新平衡,反而进一步走向极端。

  德国拥有全欧洲最高的储蓄率(约10%),相信亦是全欧洲拥有最低自住物业率(只有43%)的国家之一。在德国置业,银行一般要求先付楼价 50%;反之业主欲加租则十分困难,因此大部分德国年轻人对置业兴趣缺缺。至于美国人,储蓄率在2007年一度跌至零,却十分喜欢置业,在美国置业更一度 出现零首期,一般只须付楼价10%便可。以今天情况看,德国经济较美国正常很多。

  马来西亚楼市值得留意

  台湾楼价自1992年开始便停滞不前。2008年因两岸加强互通,令台湾豪宅售价再次上升,相信与台资回流有关(九十年代那些去了长三角一带投 资的台湾资金回流,当时上海楼价只及台北市楼价六分之一,现在上海楼价反较台北市更贵)。2010年约280平米的台湾豪宅,每平方米卖相当于70000 港元,只及香港同级豪宅售价的三分一。大陆人到台湾置业者很少,这次上升靠台湾资金回流,能支持台湾豪宅升势多久?不知道。

  过去十多年,英语区国家楼价皆上升,只有马来西亚属少数例外,皆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来西亚政府曾下令关闭外汇市场,此决定令外资至 今对马来西亚市场仍存戒心。过去七年华人聚居的地方楼价皆升,马来西亚又是少数例外,理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受到不公平对待,包括考大学或做生意以至考公务 员职位,形成有钱的华人都去新加坡。今年1月,随着东盟国同中国贸易协议生效,能否扭转上述局面?2008年马来西亚出口198.7亿美元,中国占 9.5%,去年出口到中国升89.8%,估计今年进一步急升。马来西亚50%以上人口是二十五岁或以下,属十分年轻的国家,较印度更年轻信用卡使用率只 有37%(新加坡121%)。今天在马来西亚买楼回报率一般有6厘左右(香港不足3厘),是值得注意的新兴市场。■

2010年4月7日 星期三

BOJ May Raise Growth Forecasts on Export-Led Optimism

By Mayumi Otsuma and Keiko Ujikane


April 8 (Bloomberg) -- The Bank of Japan’s increased optimism about the export-led recovery suggests the policy board may raise its forecast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prices later this month, economists said.

Governor Masaaki Shirakawa told reporters after a policy meeting yesterday that “the economy is currently picking up steadily and on top of that, we are seeing some signs of future progress.” His board, which left interest rates at 0.1 percent and chose not to expand deflation-fighting measures, will review its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prices on April 30.

“There’s a high chance that the central bank will raise its growth forecast to around 2 percent from its January forecast of 1.3 percent”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2011, said Kiichi Murashima, chief economist at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Japan Inc. in Tokyo. “The recovery in exports is spilling over to domestic demand faster than people had expected.”

Reports since Shirakawa doubled a bank lending program to 20 trillion yen ($212 billion) three weeks ago have shown an uneven recovery: exports rose, along with business and consumer confidence, while machinery orders, consumer prices and wages continued to fall. The bank won’t rule out further monetary easing amid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ackle deflation ahead of a July election, said economist Yoshimasa Maruyama. “Raising the growth forecast means the BOJ doesn’t think more easing policies are necessary,” said Maruyama, senior economist at Itochu Corp. in Tokyo. “But it’s still possible that the bank will be forced to implement them because of political pressure before the election.”

‘More Self-Sustained’

Shirakawa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central bank “advanced our economic assessment by one step because the economy’s pickup is becoming more self-sustained and concerns about a double dip have pretty much gone.”

The Nikkei 225 Stock Average has risen 11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on speculation the recovery will last. It slipped 0.7 percent at 10:06 a.m. in Tokyo. The yen has weakened 3 percent in the past month, improving the earnings outlook for exporters such as Honda Motor Co. and Canon Inc.

BOJ officials cited exports as a driver of the expansion in yesterday’s statement, after describing stimulus measures 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bound in previous months. “High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is propelling shipments and production, the central bank said, while adding that beating deflation remains a “critical challenge.”

Still Reluctant

Companies are still reluctant to ramp up spending in the wake of the country’s worst postwar recession, a government report showed today. Machinery orders, an indicator of future business investment, slid 5.4 percent in February from January, a second monthly decline, the Cabinet Office said. It kept its view that orders are “leveling off” after slumping to a record low in November.

Maruyama at Itochu estimates policy makers will raise their growth outlook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2011 to the “upper 1 percent range” in this month’s semiannual review. In January, the bank affirmed forecasts of an 1.3 percent expansion this year and 2.1 percent in fiscal 2011.

It also said consumer prices would slide 0.5 percent this fiscal year and 0.2 percent in the year ending March 2012. BOJ officials may say next fiscal year’s price changes will approach zero percent,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last month.

Price Upgrade

Economists including Murashima and Norio Miyagawa say the prospect of faster growth and a narrower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means such an upgrade is possible.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may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said Miyagawa, a senior economist at Shinko Research Institute in Tokyo. “There was a prevailing view that Japan’s core prices wouldn’t resume rising until fiscal 2012, but the perception is changing,” said Hideo Kumano, a former BOJ official and now chief economist at Dai-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 in Tokyo. “Deflationary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is easing.”

Even so, political pressure on the central bank continued last week as about 100 legislators of the ruling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formed a group to urge the bank to act on deflation. The bank’s March credit expansion came after Finance Minister Naoto Kan urged it to act. “Expectations for further policy easing remain strong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ose folks cite political pressure to call for an early end to deflation,” said Naka Matsuzawa,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Nomura Securities Co. in Tokyo.

Deflation Effects

Consumer prices excluding fresh food, the BOJ’s preferred measure, declined for a 12th month in February. Deflation can erode profits, prompt companies and consumers to delay spending, and increase the real value of debt.

The government is relying on the BOJ as its ability to stimulate demand with fiscal spending is limited by record public debt. Kan and National Strategy Minister Yoshito Sengoku are working on a strategy for repairing the nation’s finances.

“The next significant move is still likely to be a further loosening,” said Julian Jessop, chief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Ltd. in Tokyo. Monetary easing “will be needed if the government’s medium-term fiscal plans, due to be announced in June, make a serious attempt to tackle the huge holes in the public fin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