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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6日 星期五

通脹縱新高 緊縮難再行


面對近期外圍的混亂局勢,看歐美政策之餘,更要盯緊內地貨幣政策。內地昨天公布的7月CPI數據,創三十七個月新高;通脹惡化,銀根難以放鬆,但外圍不穩,內地中小企經營困難,再加息或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似乎並不適合。辛思維昨天亦提過,中央對抗通脹的手法,或轉移到讓人民幣升值,有望令內房股鬆一口氣,航空股及賺取人民幣的進口奢侈品股同樣受惠。

銀根過緊禍害現

內地7月的6.5%通脹中,升幅最大的項目依然是食品,比去年同期上升14.8%。雖然過去一個月,中央已推出不少政策壓抑豬肉價格,但成效仍未全面顯現;加上過去半年累積的升幅不少,食品價格依然居高不下。

過去一年,內地持續收緊銀根,但仍未能阻擋由食品漲價所帶動的通脹;反而銀行收緊信貸,令不少中小企因為「缺水」而經營困難。早前公布的滙豐7月中國製造業PMI指數跌破50水平,該指數的調查對象涵蓋較多中小企,反映中小企已見萎縮。

收緊銀根的另一個目的是調控樓價,似乎亦不算成功。眾多內房股紛紛到香港發債,成功解決了資金困境,樓價壓之不降。貨幣收緊政策對壓樓價的作用不彰,反而行政措施的效果更佳。

在限購令下,北京市房協的數據顯示,1至7月北京新建普通住房的價格比去年全年下降8.2%。人行的報告指出,北京、上海、廣東和江蘇等一線地區,房地產業單位銀行結算賬戶數量,環比增速已連續五個季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收緊銀根雖然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但我們仍不能否認,若沒有收緊銀根,情況可能更失控。所以在目前複雜的市場環境下,人行或許不敢放鬆銀根,但進一步收緊的可能性將降低。

原材料價格上漲

事實上,目前內地中小企經營困難的原因,除了與借貸問題有關外,更受到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昨天公布的7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就按年上升7.5%,創2008年10月以來的新高。而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的升幅更達11%;其中有色金屬材料類漲幅最大,達18.9%。

在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標普下調後,市場對經濟衰退產生憂慮,引致大宗商品價格回調,有助紓緩企業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不過,未來美元弱勢持續,若人民幣不加快升值,對外購買力必定受損。

人民幣升值雖然將令中國出口額減少,但在目前中國仍有巨額貿易盈餘的情況下,絕對能承受得起,尤其貿易盈餘減少更可望降低中國不斷膨脹的外滙儲備,並減少購入美元資產和貶值風險。

繼周一人民幣兌美元創出滙改以來的新高後,昨天人民幣兌美元收報6.4306元,比上一個交易日的收市價上升54點子。

人民幣升值更有效

人民幣滙價的上升,對賺取人民幣,但要向海外購買飛機及燃油的內地航空公司來說絕對有利。在昨天大跌市下,東航(670)股價仍能逆市上升0.5%。

事實上,除了航空公司外,人民幣升值令中國購買力上升,有利進口奢侈品企業。歐舒丹(973)上月底公布的首季業績顯示,銷售淨額升12%,至1.82億歐羅。

不過,目前歐羅兌美元滙價亦在上升,人民幣滙價能否跑贏歐羅,將對本港上市的諸多歐洲奢侈品股業務帶來重要影響。無論如何,中國購買力的提升,仍將持續為這些企業帶來優勢。

統計局數據透露內房玄機

看內地每個月公布的經濟數據,不少人都把焦點放到CPI上,但其實細看各行業的零售額增長,以及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更可以反映到各行業的景氣情況,以便為投資作出部署。

辛思維早前提過,內地過去兩年推出的消費刺激政策,令汽車及家電均出現透支的情況。7月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亦與辛思維估計的不謀而合。7月汽車消費雖然仍有11.9%的增長,但增速已比6月收窄5個百分點;家電消費額的增速,亦比6月回落4個百分點。

金銀珠寶需求增

相反,在國民收入提高,以及國際金價持續攀升的情況下,金銀珠寶的消費額保持高增長。7月金銀珠寶消費額為131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45%。近期金價屢創新高,內地對金銀珠寶的投資及消費需求預計將保持高增長。六福(590)、周生生(116)及謝瑞麟(417)可望得益。

至於房地產行業中,亦有一組數據值得大家留意,就是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金來源;今年頭七個月,房企的四大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國內貸款(16.7%)、利用外資(1%)、自籌資金(40%)及其他方面(41%)。

利用外資雖然在整體資金來源中所佔的比例不大,只有海外上市的企業才能普遍使用。不過,從去年以來,眾多內房股在本港發債籌資的情況,大家已可以猜測到,海外資金的增速絕對不會少。

加快海外集資

因此,在信貸收緊的情況下,國內貸款只有6.4%的增長,但利用外資金額的增長則有65.8%,自籌資金亦增長34%。總體房產企業的資金來源仍有23.1%的增長;再加上商品房銷售額按年增長26.1%,「水喉」仍充足,難怪就算過去一年,中央持續收緊銀根,內房股仍能保持不降價。

近期外圍市況不穩,縱使內地通脹再創新高,但市場預期人行未必會進一步收緊銀根,對於內房股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另外,早前提出有關三四線城市的限購令亦未落實。所以經過近期的大跌後,投資者不妨留意銷售成績理想的股份,例如中期純利增長35%的中國海外(688),以及上半年銷售額倍增的恒大(3333)。

兩個PMI榮枯互見 突顯中小企之困


左右內地經濟政策的,除了通脹因素外,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相信亦是中央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早前公布的7月滙豐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跌至48.9,顯示內地製造業活動出現萎縮;不過,周一(1日)公布的官方PMI數據卻仍保持在50以上,未見收縮。兩個數據之間的差距,對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又有何啓示呢?

50屬於PMI指數的榮枯分界點,低於50顯示製造業萎縮,高於50則代表製造業仍在擴張。從滙豐公布顯示,內地製造業的現況不太樂觀,但官方數據雖然同樣比6月份下降,但仍達到50.7,顯示增長縱使近乎停滯,但仍未收縮。

歐美需求降 訂單減

官方與滙豐PMI數據的差異,令人感到有點兒迷惑,到底目前內地的經濟仍在擴張,還是已經開始收縮呢?其實,兩項數據所以出現差異,是因為滙豐PMI所取的樣本中,涉及更多中小企及民企,而官方PMI則主要覆蓋大中型國企。所以,數據的差異正好反映目前中小企及民企經營困難,而大型國企的情況則仍較為平穩。

事實上,在中國數據轉差的同時,歐美的情況亦不樂觀,Markit資料顯示,歐羅區7月PMI降至50.4,為2009年9月來最差;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7月製造業指數亦降至50.9,低於6月的55.3。

歐美經濟未明朗,令到不少外向型的中小企的經營更見困難。工廠出口訂單數量縮減的同時,不少企業亦表示,由於人民幣升值及原材料價格上升過快等因素,目前接單頗為審慎,以免隨時「愈做愈蝕」。

事實上,企業沒有訂單固然無奈,最痛苦的反而是那些擁有好項目,卻沒有足夠資本拓展的企業。最近,一位內地藥企老闆就向辛思維大吐苦水,對內地銀行借貸困難問題感到不滿,目前只能自行四處「撲水」。

雖然中小企在融資方面,向來比大型企業來得困難,在目前在銀根收緊下,更是難上加難。中央在持續收緊銀根的同時,亦下令各地要持助中小企貸款,但對於銀行來說,中小企業務只屬於雞肋,就算中央下令,亦不見得會增加相關的借貸。所以,為顧及中小企的發展,辛思維認為,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有一些彈性的調整。


內銷需求耗盡 電視「走出去」


內地自2008年推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扶助政策後,電視機一直佔據家電銷量榜首。不過,電視機的特點是每戶需求「一部起、兩部止」,而且每部「壽命」一般可長達七、八年或以上;因此,經過了兩年多以來的透支消費後,近期行業數據顯示,上半年內地電視機銷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幾乎沒有增長,企業唯有將目光投向出口市場。

今年以來,內地電視機市場增長明顯放緩,市場諮詢機構奧維諮詢發布的統計資料顯示,上半年彩電零售市場累計銷量1937萬台,比去年同期下降0.6%,比市場預期的10%增幅為差。

銷量下跌,企業自然不敢增產,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彩電產量5315萬台,同比增長0.3%,其中平板電視佔總產量87.2%;傳統CRT電視的產量則只有681萬台,同比減少49.6%。創維數碼(751)早前公布的數據同樣顯示,今年第二季電視機銷售總數比去年同期輕微減少1%,6月平板電視機銷售量,與去年同期持平。

事實上,當家電下鄉及以舊換新措施推出兩年多後,需要買電視機的消費者相信已經購買,政策所帶來的利好刺激因素已開始消減。反而目前要擔心的是,年底相關政策陸續「退市」,電視機會否出現如空調市場般的銷量明顯下跌。

內地早前其實亦期望三網融合及高清電視等政策的實行,可望推動電視機的更新換代。不過,目前三網融合遙遙無期,高清電視發展暫時亦只有十多個一線城市才能看到,其他二三線城市的消費者有了高清電視也是得物無所用,令消費者換機的動力下降。

內地銷量不佳,前景亦不太明朗,企業唯有寄望海外市場。創維的數據顯示,海外電視事業部今年首季的LED液晶電視機銷售總數,較去年同期上升610%。TCL多媒體(1070)今年6月的LCD電視機海外銷量增長亦十分理想,按年攀升272%。

未來,電視股的增長前景似乎要由海外市場決定。以上兩家內地電視機生產企業之中,以TCL多媒體的海外業務佔比較大,且看創維能否迎頭趕上。

內地消費行業疲態漸露

美國國債危機隨着國會領袖達成初步協議而紓緩,但透支式消費文化一日不變,恐怕只是將「爆煲」時間延後,未有從根本解決問題。事實上,過分透支所引致的問題並非美國獨有,金融海嘯後內地的4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亦是一個典型的「先使未來錢」計劃,銀行、汽車及基建等亦由得益者變成受害者,近期連家電行業亦漸現問題。

中國傳統智慧教育大家要「積穀防飢」,造就了中國的高儲蓄率,雖然這一度受到西方批評,但正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美國近期的國債危機,正正暴露出透支式消費文化的惡果。

過去多年來,美國國家支出一直高於收入,為了保持國家運作,只能舉債度日,國債上限由1940年的430億美元,調高到目前的14.3萬億美元;長此下去,雪球只會愈滾愈大,若透支文化未能成功扭轉,暫時得以紓緩的債務危機,恐怕仍會再次引爆。

透支具中國特色

作為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理應深明借債度日的禍害,但偏偏在透支消費這個問題上也種下禍根。辛思維所說的,就是2008年內地推出的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推動投資及消費的措施。巨額的投入雖然一度獲得響亮的掌聲,但揠苗助長卻令問題在各個領域逐漸顯現。

須知道這4萬億元,並非全部由國家庫房支出,其中大部分是透過地方政府及各有關部門,向銀行借貸而來,截至去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總量達到10.7萬億元,至於大力推動鐵路建設的鐵道部,目前亦欠下近2萬億元的債務。

這項具中國特色的透支消費計劃,雖然在金融海嘯後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刺激經濟的作用,但繁榮過後,負面影響亦加倍而來。尚且不說地方債務會否令銀行的壞賬率增加,單是汽車等行業的消費被透支,已令業界無所適從。

在多重補貼之下,過去兩年內地汽車銷量大增,車廠紛紛擴大產能,但結果卻造成大中城市塞車問題嚴重,政府於是撤回補貼,北京更實施限購令,汽車業頓時由天堂被打入地獄。以吉利(175)為例,股價亦因此被打回2009年年底的水平。

另一個受害者,不能不數近期的市場焦點──鐵路股。大躍進式的鐵路投資,除了犧牲了安全,亦令不少投資者以為鐵路股必定賺大錢,因此,2008年年中鐵建(1186)招股反應熱烈,得到80萬人申請。但結果,大家卻發現行業問題多多,且只屬微利,公司股價上市後一沉不起。

補貼陸續離場

除了以上行業之外,最新受到透支消費影響的還有家電業。實施近兩年的定頻空調補貼政策今年6月取消,志高空調(449)7月初便發出盈利警告,預期今年上半年純利大幅下跌。

空調補貼退市後,其他電器補貼政策亦今年內將陸續離場,其中首批實行「家電下鄉」的省份,包括山東、河南及四川等於今年11月到期,預計續期的可能性甚低。

事實上,在過去兩年的補貼及催谷刺激下,家電消費已被透支,尤其電器產品的壽命較長,換機的時間未到,所以其中部分產品,例如電視機的銷量已開始出現疲態。類似的情況相信很快會陸續在其他行業出現,對已擴大產能的企業來說十分不利,已買入家電股的投資者需要格外警惕。

美式透支消費連累了所有持有美元資產的人士,中國式的透支消費雖然令部分企業一時得益,但最終仍要承受一定的惡果,在高位買入相關行業股票的投資者,除了盡早離場,亦唯有自嘆倒楣。

2011年7月18日 星期一

為通脹破謬


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手向銀行體制注入資金,購買其持有的證券;當時一般估計,貨幣量會大幅上升,通脹率亦會急劇增加。

這情況並未發生。聯儲局的資金注入銀行體制後,竟有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銀行把新到的資金都放在倉庫中以作「壯膽」之用,不敢把錢借出,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就增加有限,物價也飛升不起來。但其中一部分資金卻慢慢滲出,流到投資環境不錯的新興市場,反替這些地方造成通脹壓力。香港雖不算「新興」,但亦有資金流入,政府對通脹便十分擔心。中國政府對通脹壓力同樣如臨大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不時要跑到菜市場,看看糧食豬肉等的價格有無上漲,並表示關注云云。

香港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2%,與八、九十年代平均的8%、9%的通脹率相比,仍算偏低,但與幾年前的通縮和低通脹作比較,已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中國,6月份通脹率是6.4%,引起了內地公眾的普遍關注。其中的一個焦點是,食物價格同比上升了14.4%,而豬肉價格更增加了57.1%。

豬隻並無騎劫通脹

據內地的說法,光是豬肉一個項目,已獨力「推高」了整體通脹率1.37個百分點,所以有內地媒體認為,現在是豬肉價格騎劫了通脹。香港食物主要靠從中國進口,這些現象,當然也加劇了港人對所謂「輸入通脹」的憂慮。

內地也好,香港也好,通脹是否可能由豬肉(或其他商品)的價格上升而造成?按照標準的經濟理論,答案是否定的。豬肉價格上升不是造成通脹的原因,而是通脹及市場供求產生的結果。真正決定通脹率高低的因素是貨幣供應量、GDP,以及對通脹的預期。貨幣供應愈多,則每一張鈔票的購買力便愈低,亦即物價上升。

GDP高企,社會的交易便增加,對貨幣的需求便增大,鈔票便更有價值,所以在其他因素相同或不變的條件下,GDP上升會引致物價下跌,而不是上升。若社會普遍預期通脹升溫,大家便不想持有太多貨幣,改為購買實物保值,物價也因此會上升。但因為社會對通脹率的心理預期,是基於過去的物價變化而形成,而過去的物價又受過去的貨幣量及GDP影響,所以從經濟理論可推導出一些方程式,決定今天通脹率的因素是今天及過去的貨幣量及GDP。

這些方程式曾以大量的數據驗證過,我自己也曾用計量經濟方法對香港過去幾十年每季的貨幣量、GDP及物價統計數據作出分析,發現貨幣量及GDP足以解釋超過98%的通脹變化。什麼肉價菜價等等都扮演不了推高通脹的角色,它們都是結果,不是原因。

用另一角度看,假設貨幣量及GDP長期都沒有變,但因為豬肉供應不足而導致豬肉價格上升,這會不會引起通脹?答案是不會,通脹率很可能與以前一樣,是零。豬肉價雖然上升了,但某些其他商品的價格會因此下跌,從而保持平均是零的通脹率。

再假設貨幣量有上升,社會於是有通脹,而豬肉又因供應短缺而價格上升,政府可不可以通過管制豬肉價格而為通脹降溫?答案是這沒有用。就算豬肉價不能上升,只要貨幣繼續增加,其他的商品一樣變得更昂貴,通脹率降不了。

工資也屬一種價格

既然豬肉價格上升根本影響不了通脹,它是否對民生毫無影響?也不是。經濟體系中豬肉的「相對價格」會改變,人民要用更多的蘋果或布疋(或其他的商品)才能換取到一斤豬肉。豬農會是得益者,城市中的工人會是受害者,這不由政府不關注這些變化。

中國過去長期倚靠壓低農產品價格以補貼城市人民的生活,因而造成了城鄉收入的差距,現在食物(包括豬肉)價格上升,有助縮窄這差距,是件好事。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一趨勢,中國與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國家收入持續上揚,其人民對食物的質與量的要求必會不斷加強,肉類雖耗費甚多飼料糧食,但肉類的消耗量一定會上升不止。由此可知,食物尤其是肉類的相對價格長遠而言,總會上漲人民的消費模式亦不可避免地會有變化。若要減少這方面對民生的衝擊,政府須加強農業生產技術的研究。

世界各國政府大都關注通脹,通常的原因是怕物價上漲後人民叫苦連天,容易引致政治不穩。但工資也是價格的一種,通脹率若高企,工資平均上升的速度也會加快。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通脹厲害,工資加得也快,社會怨氣不見得大,不少人甚至懷念當時每年雙位數字的加薪,有人認為部分打工仔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脹,所以不能讓通脹升溫。

通脹遺禍並不大

這個說法也很有問題,假如是零通脹,這些加薪速度低於通脹的員工會面對什麼局面?他們很可能面臨減薪。部分人工資追不上通脹,不是因為通脹率高,而是他們的勞動力在市場中價值正在下降,壓低通脹率對他們沒有大幫助,改善其生產力才是正確的方向。

一般而言,除非通脹率很高,因而扭曲了市場中的資源分配,否則我不認為通脹遺禍很大。不過,通脹有另一特性,卻是足以使人民對它痛恨。

既然造成通脹的主要原因是貨幣量增加,那麼我們便要問,為什麼一些政府要多印鈔票?政府印鈔票後可以用此支付開支,不用向人民徵稅也可有錢可用。但代價卻是人民所擁有的財富購買力因通脹而下降,這有如用通脹的方法向人民抽稅。

例如,美國聯儲局擁有1.63萬億美元的國債,在購買國債時,聯儲局等於印了1.63萬億元給美國政府使用,但物價卻會因此而上升。通脹率愈高,等於政府向人民徵收更多的稅,政府得益,人民則受損。

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在聯繫滙率制度下,政府並不能通過印鈔而令自己得益。假設美國聯儲局開動機器,多印100美元,並拿着這100美元到香港購物。這100美元的印刷費微不足道,可以不理,但這張「廢紙」卻可在港換走有價值的商品,得益者是美國政府,香港有無損失?

香港拿不到任何好處

這100美元最後會跑到金管局中去,後者也接着容許銀行多印780港元,香港的物價因而被(稍為)推高。假如金管局不想通脹出現,大可發行外滙基金票據把這780港元從市場中都借回來,市場中貨幣量便不變,沒有新增的通脹。但金管局把早前吸納的100美元怎樣處置?答案是把它借給美國政府,買它的債券。

在整個過程中,當美國聯儲局多印100美元後,可在香港取走100美元實物,代價只是多欠香港金管局100美元而已。假如金管局一直把這100美元的美債當作儲備,長期得益的是美國,香港政府拿不到任何好處。就算香港的通脹沒有因此而被推高,這價值100美元的實物等於是給美國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徵走了。在沒有「鑄幣利潤」(Seignorage,即可通過印鈔而支付政府開支)的條件下,香港的通脹顯示出更多的實物被人取走,得回的是一些不會去兌換的債券,香港是輸家。

上述的情況對中國也相當大程度地(但不是全部)適用。中國通脹增加,同時也伴着用處不大的外滙儲備上升,跟香港一樣,有點吃虧。應對之法是外資流入後,這筆錢可主要用作入口外國商品之用。香港與中國的外滙儲備都太多,繼續增持,效益低於成本。把部分儲備用掉有好處。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2011年7月13日 星期三

銀根鬆或緊 與豬價掛鈎


銀行放貸額收緊、中小企借貸無門和地產商財困等,這些問題雖然由中央收緊銀根而來,但有趣的是,背後卻與全國豬農拉上關係。內地貨幣政策的鬆緊,受通脹數據左右,6月份6.4%升幅的CPI由豬肉價格上漲推動。

不少大行預期內地CPI已見頂,但業界認為,豬肉價格高漲的情況可能還要持續到年底。豬肉價格不跌,CPI難降,地產商要破解資金困局,恐怕也要考慮開拓副業,加入養豬行列。

內地6月份CPI升至6.4%;豬肉價格同比升57.1%,影響價格總水平上漲約1.37個百分點,可見通脹居高不下,主要由豬肉價格帶動。看來要解讀下半年的政策走向,必須研究豬肉價格形勢。

過去數年,內地豬肉供應頗為波動。2007年,受藍耳病疫情影響,豬肉價格創下新高。其後國家提供補貼,大批資金湧入養豬業,令2008年下半年豬肉供應增加,價格開始下降。眼見利潤減少,2009年年中開始,豬農減少養豬,到2010年年中,豬肉價格再次攀升。

瘦肉精打亂豬周期

直到今年年初,豬肉價格仍保持升勢,尤其於3月份內地出現「瘦肉精」事件後,豬肉供應受到影響。參考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0個城市主要食品價格變動數據顯示,豬腿肉的價格由今年4月的每千克24.57元(人民幣.下同),升至6月底的30.58元,兩個月內上升了24.5%。

豬肉價格進一步上漲,有助吸引豬農增加養豬數量。農行(1288)早前發表的報告認為,豬隻的生產周期約需一年左右,今年5至6月雖是生豬存欄供應量的最低值,其後數月供應有望提升。不過,「瘦肉精」事件打亂了本輪「豬周期」的正常運行,加上勞動力及飼料等成本提升,預計下半年豬價仍將保持上漲。

另一方面,四川養豬業人士指出,飼料中佔比最高的玉米,每公斤價格由2008年至今升幅達25%;而一頭豬的價格於過去一年更升了220%;加上各地最低工資水平的提升,令工資成本上升近四成,所以在成本壓力下,短期內相信難以見到豬肉價格下跌。

面對目前豬肉價格的上漲對民生帶來的影響,中央不可能坐視不理。所以總理溫家寶於上周末到達陝西咸陽和西安等地探訪農戶。農業部於本周一宣布出台六項措施,保障生豬供應。

農業部六措施出台

農業部的六項措施,除了包括生豬良種補貼、技術指導和疫病防控等外,更提到要定期發布全國生豬及能繁母豬存欄等資訊,協助豬農掌握市場動態。事實上,以往農民一窩蜂參與養殖,令豬肉價格不穩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資訊掌握不足。因此,辛思維認為,農業部今次的做法,對未來豬肉價格的穩定具有正面作用。

不過,正如2007年內地豬價上漲,溫總到陝西調研後,國務院出台了補貼政策一樣,當時的豬肉價格大約需要半年時間才穩定下來,所以今次政策出台後,要真正見到效果,預計同樣需要數個月至半年。

通脹問題難言馬上得到改善,銀根收緊的情況預計將持續,除了影響中小企融資,內銀股及內房股的發展前景亦令人憂慮。加息雖有助內銀擴大息差,但存款準備金率的進一步上調,卻令內銀貸款增長受限,加上地方融資平台的隱憂,令一眾內銀股近期沽壓沉重。

通脹問題未明朗,難怪淡馬錫早前已率先減持中行(3988)及建行(939)。面對諸多問題的內銀,短期走勢難樂觀。目前命繫全國各行各業前途的貨幣政策,正受到豬肉價格影響。因此當務之急或需要各界眾志成城,齊齊養豬。未知「水緊」的內房股,會否也考慮為國家降低食品價格做點貢獻。

等待豬肉價格下降需時,但值得慶幸的是,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今年全國夏糧總產量為12627萬噸,增長2.5%。近期天氣狀況漸趨穩定,對農作物生長有利。期望下半年,農產品價格的平穩可望紓緩CPI上升的壓力。

2011年6月27日 星期一

云南高速公路建设融资平台近千亿贷款“违约”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银行们就一跃而至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前崖。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1.5万亿元暴增至当下的10万亿元左右。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狂欢,迅速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最终会演变成多少不良资产?

  监管部门忧心不已,各种监管措施层出不穷。但银行们不以为然。今年3月间,各家银行在年报发布会上尚且向投资者宣布,平台贷款不良率不到1%,而银行业资本雄厚、拨备充足,平台风险不值得担忧。它们断然想不到,会这么快收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通知函。

  这封来函来自云南。今年4月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

  滇公路成立于2006年,负责云南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运营、筹融资和相关产业的经营开发。“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 20.6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达到800亿元。

  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的情况不容乐观。当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长度已然可与美国媲美,但客运量则是另一幅图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城市 带周围,如蛛网密布的高速公路上,除了空旷还是空旷。这在西南边陲省份云南,问题更为严重,这里被称做中国高速公路网的神经末梢。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没 有足够的车流量,何来高速公路的收费现金流,何来贷款还本付息的源头?

  更关键的是,今年6月30日前,按照计划,滇公路在建52条、4844公里二级公路建设将完成,这意味着有关贷款将正式进入还本付息期。

  滇公路注册资本50亿元,在各家银行的贷款余额约900多亿元,另有几十亿元的融资租赁。其中,国开行以200亿元左右的贷款成为最大贷款行,建行和工行贷款余额也分别都超过100亿元,建行还为该公司发行了40亿元左右的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产品。

  滇公路“不还本”的“催命符”一下,建行总行连夜派队奔赴昆明,其他主要债权银行随即跟进。滇公路近1000亿元贷款总额,比几家大行各自的不 良贷款余额都多!经过连日磋商和谈判,云南省政府要求滇公路撤回上述公函,并做出增资、垫款、补贴等承诺,以帮助该公司暂渡难关。这其实已经是债务重组。

  6月23日,滇公路有关人士向财新《新世纪》确认了以上事实,惟强调当时的情况不是故意违约,而是实在力所不能及,“希望银行和社会各界能给予理解”。

  “这事只不过从台面转为台下,我们还是很不放心。”一位有关银行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所有银行都担心此类事件或将引发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连锁反应,所以对此事的处理如履薄冰,不敢深谈。

  但是,消息已渐渐在市场上蔓延开来。多位债券市场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已经听闻此“噩耗”。“外界对融资平台的担忧一夜间变成了现实。”6月,瑞信香港的分析报告宣布,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开始“着陆”,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由“增持”改为“减持”。

  “我不相信地方融资平台此时会真的违约。但此事对大家心理上的冲击之大已难以言表。”一位债券市场专业人士如此描述。

 一封撤回的违约函

  “如果不撤,银行对相应贷款就要计作不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位银行人士忧心忡忡分析此事的严重性

  “已经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违约的迹象了,比如云南。”6月初,一位银行业内高层在回答财新《新世纪》记者有关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问题时说(参见本刊2011年第23期“命悬平台贷款”)。此后,又有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云南发生了公路平台无法还本付息,来函要求暂停贷款还本的事件。

  “这家公司(滇公路)几年前现金流就紧张,现在正属于高投入的时候。总体而言,中西部公路投资公司中,该公司不属于最差的,但也属于较差的。”国开行一位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滇公路于2006年5月28日成立,是云南省政府的独资企业,注册资本50亿元。截至2010年上半年,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7.24%,并呈上升趋势。

  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该公司2010年下半年需要筹措资金193.8亿元,其中支付到期贷款、融资租赁本息和贷款利息 95.3亿元,已通车12条公路建设项目下半年资金需求为24.5亿元,8条在建公路需资金约为66亿元,各种管养费用8亿元。而“目前落实到位资金仅 59.54亿元,资金缺口134.26亿元,资金筹措十分困难。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随着超过40条二级公路集中在6月30日竣工,按照有关贷款合同,项目竣工即进入还本付息期,使得其银行债务 面临大考。眼下尚无收入来源,政府的有关补贴还未落实,因此资金链告急,滇公路不得不向各家银行发出公函,希望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

  “企业可能是想简单了。问题很复杂。”云南省当地监管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他透露,企业一直在和政府沟通,省政府也已采取了果断措施,目前风险已经得以化解。

  在违约公函发出后,云南银监局和各债权银行与云南省政府进行了多次沟通。4月13日云南省交通建设银政合作座谈会上,云南省副省长刘平告诉在座 的19家银行代表,省政府已出台多项举措,帮助云南公路建设渡过难关,其中包括每年增加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3亿元资本金;同意省财政向该公司借款20 亿元用于资金周转等。

  一家债权银行风险部门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云南省政府做出了增资、垫款等承诺,并要求企业撤回公函,承担还款责任。他并透露,省政府还有意帮企业落实现金流全覆盖的相关条件,使企业后续资金来源可以得到保证。

  最终,企业从银行“撤回了”前述函件。

  “如果不撤,银行对相应贷款就要计作不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位银行人士忧心忡忡地分析此事的严重性。

  一家债市资深人士认为:“现在银行并没有出台具体的债务重组措施,风险仍然存在。”

资金筹措告急

  负债率不断上升而短期内没有减亏趋势,除了贷款一条道,滇公路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隐性负债逐步转换为现实负债

  滇公路成立已五年,其内部数据显示,合计实现8亿元利润,却负债千亿元。

   该公司在今年4月宣称,将继续做好发行30亿元企业债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年内实现发债。但滇公路并没有赴债券市场融资的起码财务条件。目前云南的几大 城投债中,没有滇公路的身影。银行贷款是该公司唯一的资金来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证券化、债券等都对盈利有刚性要求,导致公司很难开辟新的融 资渠道。”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直言。

  云南省政府关于组建该公司的《决定》中称,公路开发公司作为政府信用融资平台,利 用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每年注入公路投资公司项目资本金;将国家补助的相关公路项目资金、国债资金等注入公路投资公司,转增公司资本金;“十一五”期 间,省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每年安排3亿元作为资本金注入公司。

  但根据该公司网站披露的基本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依然是成立之初的50亿元,从未按照相关约定进行增资。

  “这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很高,去年就已经基本借不到钱了。”一位国开行总行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按照国家对于高速公路项目的要求,负债率最高为75%,即自有资本金最少要达到25%。

   银监会2010 年严格实施了贷款的实收实付制度,滇公路贷款腾挪之路也日趋狭窄。姜志刚在201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上表示,这一制度的落实将会 “给公司统筹调度和使用资金造成较大影响,可调度资金越来越少,今后还本付息资金来源难以落实”,“公司资金周转将可能断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进而 可能对银行造成坏账损失,形成金融风险”。

  姜志刚称,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清理规范,影响了银行加大投入的信心和力度,“公司以银行 贷款方式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将面临新的困难,贷款还本付息压力逐步加大”。与此同时,“公司本身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亏损继续扩大,短期内没有减亏趋势”, 加之“项目征地拆迁款、土地办证费等资金支出,使隐性负债逐步转换为现实负债”。

  这家公司彼时寻求的解决之道是,加大二级融资平台的组建,力争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也提上议事日程。但2010年下半开始,监管当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全国性整顿,首先将二级融资平台的组建之路堵死。

   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全力推进有关融资租赁项目的落实,力争筹集到部分资金,适度缓解资金压力。此前,2009年5月,该公司通过固定资产售后回租模式, 将该省收益最好的昆明至石林高速公路37.48亿元的固定资产解出质押后,转让给国开行下属的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公司,再由公司在5年内以同期银行利率加 上租赁费逐年等额回购。这笔37.48亿元的融资,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笔固定资产融资业务,也是云南省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第一笔获得除银行贷款以外的 融资。此后又陆续与国营金融租赁公司开展三四单此类业务,融资额达50亿元。

  此外,云南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省政府还在想方设法,让公司实现“项目自身现金流可完全覆盖本息还款”,由此可将融资平台贷款转为一般公司贷款,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不过,项目自身现金流何来?有银行人士表示质疑:根据该公司规划,到“十二五”末期,也仅能“实现利润(含绩效兑现总额)10亿元,实现沿线经营收入3.7亿元以上”,何来还本付息的能力?

 云南公路梦

  云南地区多为山区,公路整体线路长、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交通流量小、收费收入低,却修成了全国第三大公路网

  很难想象,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目前已经成为拥有全国第三大公路里程的省份,连续三年蝉联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西部第一,云南省自己形容为“天翻地覆的巨变”。

  “要想富,先修路。”云南是旅游大省,公路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云南的山区半山区占国土面积95%以上,客货运输90%以上依赖公路。

   “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这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十一五”末,云南全省交通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2042亿元, 是“十五”期间的2.58倍,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达到800亿元。在“十一五”规划中,云南公路建设投 资超过原计划的一半以上。

  2005年,云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滇公路,将省属收费公路资产及相关资产、债务和部分人员划归其所有,目标是“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加强国际合作,盘活存量资产,构建融资平台,多渠道筹资融资”。

   国开行总行有关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云南公路整体线路长、成本高、投资回收期长、交通流量小、收费相对低。国家对西部地区修建高速公路虽然给予 15%的资金支持,但云南省修建1公里高速公路的平均建设成本为5000余万元,而东部或中原地区却只需要2000余万元。

  滇公路近年在高负债经营、效益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逆势而上,举全省之力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

   “云南的交通建设贷款,几乎年年有问题,年年贷。”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高管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该行总行就曾驳回分行的大额贷款申请,但分行的负责 人数次向总行诉苦,称当地除了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基础设施,实在没有项目可做,如果不准其发放贷款,分行的生存就将面临压力。该行甚至动员地方政府的要员亲 自出面,到总行公关,得到相应贷款。

  交通和铁路一直是争抢的贷款大户。有未来的收费权做质押,有政府和铁道部的信誉做担保,交通运输厅和铁道部一直被视为优质客户,不但贷款容易,而且较基准利率均有下浮,很多执行的都是固定利率贷款。

  一位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的高管坦承,“对云南省这个高山峻岭的边疆省份,即使延期50年,要还清云南省高速公路的建设本息也非常艰难。”

  财新《新世纪》记者 温秀 张宇哲 于宁 郑斐

  与“取消收费”赛跑

  二级公路取消收费以后,中央补助资金将成为还贷的重要来源。但银行也担心,这些补助资金是否会被当地政府再度挪用

  为什么“难关”会出现在现在?

   按照云南公路开发计划,将于今年底前完成在建52条、4844公里二级公路的建设任务,其中要在6月30日前竣工的就多达40余条。这些公路的累计投资 在700亿元左右。这些二级公路开工项目之多、覆盖地域之广、建设里程之长、投资总额之大,在云南省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为什么云南省赶得这么急?是因为一项国家政策: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在即。

   早在2008年9月,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违规多次转让收费公路收费权,交通运输部、发改委财政部共同颁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的新规,宣布自 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东、中部地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使全国政府还贷二级收费公路里程和收费站点总量减少约60%。西部地区是否 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由省(区、市)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2010年6月18日,云南省政府和省交通运输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云南省暂不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唐文祥在这次发布会上表示,暂不取消收费有利于加快云南省二级公路的发展。他透露,云南二级公路在建项目里程4901公里,“总 投资645亿元,现在才完成投资46.5亿元”。“一旦取消二级公路收费,这些在建项目将无法得到中央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出现严重的融资困难问题,难以继 续建设”。

  2011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启动了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求西部省份按照国家规 定,加快推进取消国家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工作。而在2010年决定暂缓执行上述政策的云南省亦表示,将尽快完成在建国家还贷二级公路建设,并锁定债务,力 争在明年6月取消收费。

  云南省主管交通的副省长刘平在今年4月中旬表示,要确保6月30日前同步完成各州市二级公路的竣工验收。若因无法锁定债务和里程而影响争取国家补助的,由相关州市自行承担偿债责任。

  一家银行公司部负责人表示,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通常有两种变通之策,一种是采取年票制,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开发公司在未来数年仍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收益;一种是前述中央补贴,云南能享受到的补贴幅度即60%左右。这将成为还贷的重要来源。

   所谓中央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新增的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中安排的,用于补助地方开展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工作的专项资金。 按照规定,处于偿还债务阶段的公路,中央财政对各地安排的补助资金实行封顶控制。一种基本方案是补助资金封顶总额=锁定的债务余额×补助比例,其中西部地 区的补助比例在60%左右。

  但是,一旦补贴没有及时被用于还款,而被挪作他用,“未来项目的还款仍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述负责人称。

  某国有银行风险部负责人承认,银行还没有系统性测算取消收费后对相关公路交通平台的影响,但冲击显然存在。

  政府财力几何

  城投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备受关注,特别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令人担忧”

  云南财力并不充裕,今年该省没有参与国家首批应急煤库,便是因财力问题。

   云南省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2010年云南省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1809.2亿元,比上年增收318.5亿元,增长21.4%;今年1至4月,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39.5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收74.9亿元,增长28.3%;但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增长更快,达到58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支151.9亿元,增长35.3%。

  云南总体经济发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处于较低水平,各级财政实力较弱。2010年,云南省GDP总量7220.14亿元,在全国排24位;人均GDP2320美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排名29位,仅高于甘肃和贵州。

   宏源证券一 份云南地区城投债调研报告显示,与GDP排名稍有不同的是,云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财政实力排名约可提升至前20名,但云南省财政 平衡情况较弱,其一般预算赤字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位列全国前十几名。中西部地区对于中央转移支付均较为倚重,数据显示,云南省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 赖程度维持在60%左右。

  不止公路开发公司,各级财力还需应对其他平台公司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地区平台公司约 有近20家,仅昆明市就有8家,已发行城投债的省级平台公司有3家。宏源证券调研城投债时,选择了云南的4家城投公司作为样本:滇投、云铁投(云南铁路投 资有限公司)、云投(云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红河开投,云铁投和云投是省市级平台,滇投和红河开投是市级平台。

  其中,云铁投从明年开 始有还本压力,之前政府给的都是建设资金,但是公司表示明年开始政府会逐年加大拨款数量;红河开投目前债务压力不大,公司所有的建设融资资金先上缴财政 局,财政再将资金划拨给公司进行公路建设,公司表示财政厅自然来兜底负责还款;滇投采用的是“土地用来还债,融资用来滇池治理”的方式,从今年起债务压力 较大,计划购买500万亩地;云投还本付息方面,目前集团还本压力比较轻,债务大部分是15年-20年,近年付息即可。

  自去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受到监管当局的警示,来自城投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备受境内外投资者的关注,特别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令人担忧”。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尽管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推动地方政府补充抵押物做实地方融资平台。但业内人士认为,地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普遍采用的土地抵押方式存在很多方面的 问题,一是债券违约时能否真正执行抵押土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即使能够进入拍卖程序,变现也具有相当难度;三是目前抵押土地的评估价值可信度较低。

2011年6月25日 星期六

Rising power, anxious state Tensions between China’s prosperous middle classes and its poor will make it a harder country to govern

AMONG those with most to celebrate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rks its 90th birthday on July 1st are the country’s bourgeois reactionaries. Perhap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party’s support, China’s middle class was virtually non-existent until it was recreated in the late 1990s. So far, the communists have amply fulfilled their side of a tacit bargain in which well-off city-dwellers have traded political choice for fast-growing prosperity. But as the economy slows over the next decade, the party will struggle to keep its word. Indeed, peace and prosperity may depend on the very sort of political reform the party has tried so hard to avoid.

An affair to remember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middle classes have supported the party because of what it has done for them. Its rule has produced incredible economic progress, asserted China’s rightful role as a global power and, crucially, kept the country from falling back into the chaos that plagued it during so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ost-Communist travail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ve been valuable as what the party used to call “teaching by negative example”.

However, the love affair between a party that calls itself the vanguard of the proletariat and its actual, middle-class supporters is now under threat. At the root of this is an inevitable slowing in economic growth. As our special reporton China in this issue explains,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century, with its relentless double-digit growth, may well have seen the peak of China’s economic exuberance. A sudden crash is not impossible: there could be a botched attempt to tackle either the property bubble or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calls the “uncaged tiger” of inflation (now at 5.5%, its highest level in nearly three years). But an immediate upset is still unlikely: inflation is not yet out of control, still far below the 27.7% it reached in 1994. The danger is more in the medium term: growth will inevitably slow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China settles into its status as a middle-income country, and the burden of caring for an ever larger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a slower economy may make middle-class life far more uncomfortable.

To compensate, the party will have to usher in wrenching change. It is struggling to shift China away from the current unsustainable model, where growth is propelled by vast investment and export-led manufacturing, towards one where domestic consumption plays a bigger role. The country still has a long journey ahead in its efforts to build health-care, pension and social-security systems to reassure citizens: all of these are necessary to persuade the middle class to save less.

In addition, China’s state-owned businesses have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capital, which many of them waste. Curbing state companies means taking on all of the well-connected people who ride on their coat-tails, including parts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party’s creed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means nothing to most such people. The party is secretive about recruitment to its 80m-strong ranks. But an official report in 2008 said that, of new applicants for membership, by far the biggest category comprised university students over the age of 18. Although the decision by these young careerists to sign up shows the party’s clout,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ambitions from those of the old ideologues.

The party will also have to work harder to sustain the urbanisation that has fuelled the economy. China has done the easy part: attracting underemployed young rural residents to urban jobs. But the supply is beginning to slow. It would help if farmers could sell or mortgage their rural land and use the money to help gain a stronger foothold in the cities. But the party remains overly fearful of privatising farmland, partly for atavistic fears of a destitute peasantry, and partl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Worse still, the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r hukou, defines even long-staying urban migrants as rural residents, cutting them out of housing, education and other benefits. No wonder that the migrants are increasingly restive. Of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s each year, most are still rural, typically by farmers enraged by inadequate compensation for land appropriated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urban unrest, such as recent riots by factory worker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is now more common. If the party is to keep the peace in cities and if it is to continue to attract migrants in sufficient numbers, it needs to find ways to turn them into full-fledged city-dwellers, with the consumer power to match.

Of tax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Here it runs up against the middle class most directly. To give migrants the same housing and other benefits as urban hukou holders, and to build a proper social safety-net will be expensive. And if more tax is the solution, then the middle class could well begin demanding a greater political say.

That is a day the party dreads. Since the nationwide student-led protests of 1989, the educated urban elite has mostly been politically quiescent. But the party fears them far more than it does unruly farmers or migrants. Beijing’s centre was flooded with police earlier this year when calls for an Arab-style “jasmine revolution”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The middle class’s anxieties have not yet fermented into a broader anti-government rage. But then the inevitable erosion of some of their privileges has barely begun. If the bourgeoisie does start to protest, the party will be faced with an old dilemma: liberalise or step up repression. All the evidence of the past—and of the recent crackdown—is that it will choose repression. But that in itself may help politicise the middle class.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a taste for democracy has risen with income; and repression would mean withdrawing freedoms from people used to their liberty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2012 the party’s leadership—and the task of managing these tensions—is to pass to a new generation. The most recent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2002, went smoothly. But every previous generational shift in the party’s 90 years has been chaotic, and, a decade on, the tasks faced by the leaders who took over in 2002 look almost easy by comparison with today’s.

2011年6月21日 星期二

水災進迫 通脹高企 緊縮難鬆

中國通脹何時見頂?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只不過,每當大家以為CPI數據即將回落時,卻一次又一次被老天「大整蠱」──旱災後又見水災。在惡劣天氣下,今年內地秋糧的收成令人擔憂;近日,來自各地的報道顯示,菜價已嚴重受到影響,其中山東白菜價格一周內就上升了近5成,食品價格未有回落迹象,通脹數據高處未算高,緊縮政策難退場。

食品在內地消費物價指數中,所佔比重超過3成,因此,食品價格的升跌,對通脹情況起着決定性的作用。5月以來,長江中下游的旱情,除了令農田泥土亁涸,連湖水也被蒸發一空,對水產造成嚴重影響;再加上渤海、黃河、東海等海域陸續進入休漁期,水產供應量減少,價格持續上漲。

食品價格升不停

事實上,不論是早前的大旱,還是目前的水災,對農作物的種植均帶來負面影響。值得慶幸的是,內地夏糧以小麥為主,小麥主產區為河南和河北等地,旱情不算嚴重,加上旱災發生時,已接近小麥收割期,所以,農業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夏糧仍然大豐收。

旱災的影響暫時令人鬆一口氣,但南方水災持續,秋糧狀況則仍令人擔憂,尤其是目前長江中下游地區正處於稻穀最忙碌的時期,雖然水稻有一定耐氧性,不容易被淹死,但若災情惡化,難保不會把成熟的稻穀沖走,造成巨大損失。根據氣象台預測,目前主汛期尚未全面到臨,顯示危機未解,秋糧前景並不樂觀。

對於秋糧的收成狀況,尚要等待一段時間才知道結果,不過,生長期更短的蔬菜受到的影響已在市價上顯現。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的全國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顯示,6月上旬大白菜售價比起5月底就上升了7.4%【表】。

參考各地傳媒的報道更發現,菜價上漲的情況絕對不止於此,其中山東傳媒發現,當地大白菜的零售價由上周的每斤0.8元(人民幣.下同),升至1.5元,一周的漲幅高達47%;湖北省武漢的數據顯示,紅蘿蔔價格按周上漲22.7%,苦瓜上漲23.5%,油麥菜上漲23%。

在菜價受到天氣影響的同時,近期內地豬肉價格亦升個不停。背後的原因是去年以來,高熱病等疾病令大量生豬死亡,母豬生產率下降。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的5月數據顯示,豬肉價格按年上升40.4%,對CPI的上漲「貢獻」近20%;6月上旬豬肉升勢未停,比5月底再升4.6%。

食品價格上漲,除了直接影響老百姓生活之外,下一步當然還會拖累下游的食品加工行業。近期飽受問題肉影響的雨潤食品(1068),再遇上豬肉漲價,恐怕難吃得消。

加息行動陸續有來

至於今年4月因為被發改委約談而暫緩加價的青島啤酒(168)、華創(291)旗下雪花啤酒,以及北控(392)旗下燕京啤酒等,有消息指出,原材料及工資等成本的上升,已令行業利潤減至十分微薄,近期或需要加價;但能否成功,相信仍不是由企業「說了算」。

由乾旱及水災所引發的食品漲價,以致連串物價上升,令中央今年將通脹控制在4%以內的目標顯得愈來愈遙遠。難怪上周二(14日)公布5月CPI同比上漲5.5%後,人行隨即殺市場一個措手不及,宣布調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RRR)50點子。人行的做法,足以反映中央對物價的上漲仍感到憂慮。

5月份CPI雖然創下34個月來新高,但以目前的情況所見,似乎仍未到頂,市場預期,6月數據仍會繼續攀升。

通脹壓力居高不下,貨幣政策自然未能放鬆。《上海證券報》引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建議,今年應該再加息兩到三次。

2011年6月20日 星期一

龍象之爭——從中印經濟發展的比較汲取經驗


今年3月23日,科大搞了個「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找來四位科大商學院的新舊同事當講者,他們是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總經濟師林毅夫、中央電視台2010年年度經濟人物獎得主李稻葵、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及香港的財金大員陳家強局長;我濫竽充數,與鄭國漢充當論壇主持人。

期間,聽林毅夫談到他對中國經濟增長一向樂觀的看法。他估計中國的GDP在二十年內應可超越美國,如果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即考慮到中國的物價遠比美國低,超越美國的時間當然會早得多。我自己的估計是八九年內應可超越美國。

印度或會成為亞軍

如我們把眼光再放遠一點,中國經濟總產值超越美國後的一二十年後又如何?我在本報提過,去年1月,經濟學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撰文,預測到了2040年中國的實際GDP(以購買力平價計)可達到123萬億美元左右(以今天物價計),是全世界的40%,美國則只是14%,歐洲是5%!

那麼,全球亞軍是否美國?恐怕不是。最有可能成為到時的亞軍,應是所謂「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

港人一向並無什麼國際視野,對目前仍然貧窮落後的印度不會感到很大興趣;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港人都說不出誰是印度的總理。但去年11月奧巴馬訪問印度後,溫家寶12月中也同樣到訪,正好反映出當前世界兩大經濟體對印度的重視。

印度近二十年來經濟開始發力,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長,去年美國的總體GDP,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只是印度的3.6倍左右。若印度以後每年增長速度平均比美國快5個百分點,在2037年左右GDP便可超過美國。

中印之間的競爭,早已稱為「龍象之爭」,溫家寶雖否認有這種「爭」,近日又強調「中國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但中國對於這潛在的經濟板塊最大的對手或「龍象共舞」的合作夥伴,怎能掉以輕心?

不可看輕印度改革

至於香港,我們只看一事,便知印度的潛在影響力。十多年前,電腦學科是大學中最熱門的學科之一,學生「打崩頭」要主修電腦。但到印度成功地、而且廉價地佔據國際上的電腦軟件市場後,全球的軟件業(包括美國、香港)便一沉不起,到今天效果仍然顯著,很多學生似乎仍然對電腦科避之則吉。 

印度真的有潛力超越美國的經濟規模嗎?我沒有水晶球,但卻絕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在九十年代以前,印度經濟尚未改革,印度抗拒外貿,不歡迎外資;政府大力干預市場機制,公營企業泛濫;貪污盛行……,怎麼看也幾乎一無是處。

不過,她九十年代初開始開放市場,擴大私有化,面目當然不一樣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度的投資率只有GDP的32%,遠遠比不上中國的47.8%;但經濟增長率與中國相比,卻是不遑多讓,使人不能不感到其投資效率之高。中國既然在改革開放後,可以保持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而且尚未見到有終結的迹象,我們怎能對改革後的印度視若等閒?

有人喜歡上綱上線,若中國一直領先印度,則可說成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若印度後勁驚人,反超中國,則另有人會說這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根據去年逝世的經濟史大師、敝校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四千年前至十八世紀末,中印兩國GDP相差無幾,但合起來卻超越了近四千年世界總產量的一半,現時兩國再度崛起,只是回歸歷史的常態而已。對中國和香港來說,更有益有建設性的做法,是仔細比較兩國的優點缺點,知己知彼,懂得趨吉避凶。

中國漸失「人口紅利」

我們可首先比較一下兩國現時的起步點,看看兩者的相對優勢和劣勢。

去年中國的GDP(以官方滙率計算)是5.9萬億美元,是印度1.43萬億的4.13倍;但因為印度物價比中國更低,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差距不致那麼大。若看過去十多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則中國比印度每年要高出2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印都是人口大國,若要作長遠性的比較,我們必要聚焦在人力資源之上。

剛公布的中國人口普查結果,說去年中國有13.4億人口,而我們知道印度的人口約12.1億,相差不足11%。但印度總和生育率是2.62,幾乎等於中國的兩倍,所以印度人口超過中國是指日可待之事(應在十三至十五年內出現)。在兩國人口中,印度人年輕得多,年齡中位數是26.2歲,中國則是35.5歲。

到2015年左右,中國的「人口紅利」便要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人口赤字」,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愈來愈低,經濟會受到拖累,但印度則遠未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中國可能已出現所謂盧易斯(Arthur Lewis,1979年經濟諾獎得主)拐點——低技術工人的供給量再不能視作無限,工資會上升,中國不能倚靠廉價勞工推動經濟;印度無此問題,可能會搶走部分低成本工業。

比人口數量更為重要的是人口質素。中印兩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都是GDP的3.2%左右,在世界上排不上頭一百名,沒有值得驕傲自滿的原因。但中國在此有兩個優勢,第一是中國普及教育的起步時間比印度早,據CIA World Fodbook的數據,印度的文盲率高達39%,中國則有8.4%,遠低於印度。第二是中國家庭對子女的教育十分執着,願意對他們大幅投資。中國的人力資本的總積累,應該比印度優勝。不過,印度人英語水平平均較高,在國際交往上,可能暫時領先中國。

中國開放以外的特色

中印經濟發展的起步點有些不同,但更大的差別來自兩國的發展策略。中國除了採用開放政策,擁抱外貿外,有兩點頗具特色。

一、利用大量低技術勞工搞勞動密集工業,這樣做有個好處。當中國的企業接到足夠多的訂單,變成世界工廠後,員工經歷過大量的重複工作,等於實踐了「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技術及人力資本都得以提升;今天與三十年前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相比,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二、中國的投資率佔GDP的比例已上升至47.8%,高踞世界第一。但把每年產量接近一半拿去再投資,剩下來可用作消費的便一定會很少,而且容易出現產能過剩。更大的問題是經歷過這麼多這麼長時間的投資後,還有什麼回報率高的項目未受考慮?若然資金太多,胡亂找些投資項目,自然會造成損失。

中國近年的方法,是動用大量資金搞基建,造成的效果是一座座有日益發達的公路與鐵路網連結、使人目瞪口呆的城市矗立起來(1978年,中國有193座城市,2009年有661座)。但光是靠搞基建吸納資金,其效益總會有時而盡,中國必須另想辦法。

印度的工業比不上中國,她的工業產值只佔GDP的28.6%,而中國是46.8%。印度的強項是服務業,佔GDP的55.3%,服務業中電腦軟件的編寫更是世界級的。這樣一來,印度可減低急劇工業化帶來對環境的衝擊。但以印度如此一個人口大國,若工業基礎不夠厚實,將來亦可能出現大問題。

印度的投資總量只佔GDP的32%,目前看不出她有過度投資的迹象,也許她的經濟增長比中國式的勒緊褲頭節衣縮食、倚靠高儲蓄的資金積累策略更健康。

第三樣我們要注意的是制度問題。印度給英國管治一百多年,1947年獨立後,繼承了英國的民主制度、司法制度與公務員文官制度,後兩者與香港頗為相似。但這些制度是否足以保障印度的經濟增長,似乎未必,在九十年代以前尤其如此。

總結有利經驗

印度政府干預經濟頗為嚴重,幾乎可視之為計劃經濟,各種監管法規多如牛毛,偏偏她的法庭又一板一眼,按英國遺風,按章辦事。有人或會以為她的法庭在維持公義,其實有點捉錯用神,這些法規不少都是官僚制度的產品,與公義風馬牛不相及。這種環境最易滋生貪污,官僚收到賄款後,自會懂得發放各種許可證,投資者也不用搞上法庭。

面對風險最大的可能,是不懂賄賂不懂當地法例的外來投資者。我有一位商界朋友,曾購入印度某公司的股份,當上重要的股東之一,但他只把這當作是眾多投資的一項,從來不理公司運作。不料,印度的公司管理層不知觸犯了某條例,這位不知就裏的朋友竟遭印度法庭傳召,如果敗訴,更可能要受幾天牢獄之苦。若然不應召到印度上庭,印度法庭可發出通緝令,旅行時出入與印度有協議的國家的移民局時,可被「緝拿歸案」;朋友惟有大嘆倒霉,不敢再到印度投資。

中國也是規章制度頗多的國家,本地人或會懂得如印度人一樣,靠關係和賄賂避過這些法規的束縛。兩國一是民主制、一是威權制,但在過度監管(隨之而來的是某些人可以不受監管)的條件下,出現的貪污與不利營商的問題,卻是一致的。中國和香港其實都值得仔細研究印度,總結對自己有利的經驗。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中國的儲蓄率為何這麼高?


中港經濟融合的趨勢已不可逆轉。香港早已是中國的一個融資中心,現在又要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內地人到港買房子對地產市場已造成巨大影響,在尖沙嘴的商場舉目所見,一個個都是拉着行李箱子在瘋狂購物的內地遊客。人民幣已在香港廣泛流通,升斗小民的銀行存款中,人民幣的數額不斷上升。在此等環境下,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已成為港人的切身問題,我們已不能置身事外。

假設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大致可靠,那麼中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有很多使人疑惑的地方。2009年中國的私人消費只佔GDP 35.1%,政府消費則佔12.9%,沒有消費掉的便是儲蓄。

由此可知,中國的總和儲蓄率便佔了GDP的52%。儲蓄起的部分主要用來作本土投資,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是47.7%;沒有在本土投資的儲蓄等於GDP的4.3%。這筆資金其實也等同於中國的貿易順差,它是被拿到外國投資了。

高儲蓄率的四種原因

根據以上的數字,我們可知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都極高,兩者在世界排名榜中都是當世第一。這便引申出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儲蓄率與投資都那麼高?中國的GDP雖遠大於從前,但為什麼人民的消費比重只得35.1%這麼低?他們為什麼在節衣縮食把錢儲起來後,又再視錢財如糞土把錢借給不斷揮霍的歐美人民,坐等外幣貶值蠶食自己的財富?

今年3月,中國的外滙儲備已突破三萬億美元,等於GDP的五成,這還未包括中國政府及人民在境外擁有的證券、樓宇等以外幣計算的其他資產,中國幹嗎要這麼多外幣資產?將來人民幣若可在國際上自由兌換,資金會流入還是流出?人民幣滙率會升還是降?

這都是一些一環扣一環的相關問題,要解答,首先,便要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有GDP的52%這麼高。

儲蓄率高企的第一個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解釋,是中國人民喜歡積穀防饑,文化因素造就了高儲蓄率。若我們細看歷史,便知這個答案十分可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他2003年過身前的最後一篇遺作,便是與他一位學生對中國儲蓄率的研究【註 1】。他們發現,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住戶儲蓄率通常都在5%左右上下移動,比起美國及歐洲的住戶儲蓄率更低,高儲蓄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我們很難以文化因素解釋為什麼今天的儲蓄率這麼高。

中國資本市場頗為扭曲

第二個解釋是高儲蓄是政府強制的。政府控制了很多社會資源,高儲蓄只是因為政府從人民手中取走大量資源再用以投資而已。這答案同樣經不起推敲。中國政府的確佔用了很多資源,但政府消費佔GDP的比例卻是頗為穩定,1978年是13.3%,2009年是12.9%,變化不大;反而私人消費佔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8.9%跌至2009年的35.1%,反映出總體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源自人民的,而不是政府的儲蓄率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在七十年代,住戶儲蓄一般都低於收入的5%,但在今天卻升到接近40%。【註 2】

第三個解釋是中國投資回報率甚高,所以提供了誘因,人民願意把收入節約下來儲蓄投資,換取高回報。我在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刊5月23日)一文中曾計算過,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力(亦即平均的實質投資回報率)在2010年仍高達22.5%。這是很高的投資回報率,足以吸引大量的投資。

不過,問題是一般住戶不見得能分享這種有豐厚回報的投資機會,他們只能把儲蓄起來的資金放在銀行中收息,而中國的利率極低,減去通脹後一般都接近零或是負數,亦即中國有負實質利率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頗為扭曲,投資的回報率雖高,但回報都跑到能集到資的企業和銀行手中,銀行存戶得不了多少好處,低息環境顯然不能解釋到為什麼住戶儲蓄率會這麼高。

第四個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改革開放前高得多,所以儲蓄率也隨着增加。這個說法有理論與實證根據,理論是莫迪格利安尼的消費與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實證是根據中國近數十年的數據,儲蓄率與GDP增長率(不是GDP本身)幾乎完全亦步亦趨,一起移動。

對前景感不安帶高儲蓄率

根據莫氏的假說,當GDP因某種原因而增長後,它一樣需要更多的資本才支撐得住新的大規模的生產。根據我所得的統計,中國的資本大約是GDP的2.85倍,關係相當穩定。假如GDP增加了10%,資本也要相應地增加10%資本的增加靠儲蓄投資,所以GDP的增長率影響着儲蓄率。在莫氏的數學推演中,他可證明儲蓄率受GDP增長速度影響,但卻獨立於GDP的水平,亦即一個國家是富是窮,並不決定其儲蓄率是高是低。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猛漲,這可部分解釋到為什麼儲蓄率也隨着上升。但這解釋足夠嗎?

我在科大十多年前的一位舊同事,現在清華與美國儲儲局工作的聞一教授最近撰文,認為對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才是中國住戶儲蓄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此說言之成理,中國過去靠社會主義,事事政府包辦,現在則自己照顧自己,儲蓄自然是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徑。

其實莫氏在他最後遺作中也早已發現,中國的人口結構與儲蓄率息息相關。養兒防老本是中國家庭理財的重要手段,但在一孩政策下,年老時是否得到獨生子女的扶養已不是那麼可靠,有些家庭甚至完全沒有子女,儲蓄便變成養兒防老的極自然的替代。

我們就算解釋到中國的家庭為什麼要有高儲蓄,但尚未解釋為什麼資金要流到國外買資產。2007至2009年三年內,中國的外滙儲備增加了1.31萬億美元,但同一時期中國的外貿盈餘總共只得九千億美元左右,遠低於新增的外滙儲備。儲備當然能賺取回報,但這些回報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儲備增加這麼快。

由此可知,中國外滙儲備的來源並不只靠貿易盈餘,中國有外資流入,部分資金被銀行體制吸納後可變成外滙儲備。中國同樣有人民幣資金流出,這筆錢可換成外滙,部分外滙最終可變成儲備,部分則變成境外投資,例如在香港買房地產便是。所以外滙儲備迅速增加及內地買家到港買樓投資,其動力皆來自中國的龐大儲蓄額。

對香港樓市需求仍高

這些錢為什麼要跑到經濟環境欠佳的境外?我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負實質利率的環境,住戶的資金又因金融制度被政府干預,而到不了渴望得到資金的企業手中。既然把錢留在內地的銀行也只是得到負利率,那麼購買美國債券或在香港買房子,便不值得奇怪。只要內地的金融體制不改革,利息仍受到人為遏抑,找不到投資出路的大陸資金仍會千方百計往外跑,包括到香港買樓。

假如將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後果會怎樣?人民幣滙率會升還是跌?聞一認為人民幣可能會大幅貶值,而不是美國人所希望的會升值,原因是追求金融安全及分散投資的中國人民,能夠把更多的資產轉移到國外;資金大量外流,自然可引致貶值。

聞一的說法有可能出現,但卻非必然。情況如何,完全取決於金融制度會怎樣改革。假如外資容易進入內地,買下一些企業的股份,又或中國的銀行利率能順應市場動力而得以提高,資金能從住戶手中可有效地轉移到高效率的企業手中,那麼資金不見得會有淨流出,而是淨流入。

中國20%水位的投資回報率吸引力,應大於境外風雨飄搖的歐美市場。至於香港的樓市會承受更輕還是更重的壓力,卻很難斷言。內地投資選擇多了,投資者對香港的興趣會減弱;但中國這麼大,香港這麼小,只要有很小部分的內地投資者對香港有興趣,而資金又隨時可南下,對香港樓市的需求量仍可上升。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註1:Franco Modigliani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2004.

註2:Yi Wei,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xcessive Foreign Reserv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Series, Feb 2011.

2011年6月16日 星期四

暴利環節逐個捉 超市有難


自去年底食品製造股康師傅(322)與大型連鎖超市集團家樂福發生糾紛後,有關內地超市各項收費是否過高等問題,坊間討論一直未見停止。尤其在通脹率持續高企的情況下,官方以至媒體都將矛頭指向各項可能推高物價的收費,繼高速公路費用後,超市收費再受質疑。

上星期,商務部透露正起草新規定管制零售行業的入場費。在官方再度干預下,超市或成為通脹問題下另一個被打壓對象。

商品由製造商手上經過運輸商人、批發商、零售商等多個環節,最後才到達消費者手上。一般來說,中間的過程愈長,費用便愈高,消費者亦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不過,內地不少大型食品企業,雖然直接供貨給零售超市,卻因為超市「食水深」,令製造商及消費者利益同時受損。

食品企業兩面受壓

過往,通脹問題不太嚴重、成本壓力低、企業利潤較高的時候,沒有太多人對超市收費有質疑。只是過去一年來,原材料價格上漲,國家發改委不斷約談食品企業,阻止加價,企業毛利率持續下降,社會也開始對這些中間收費感到不滿。

近期,內地傳媒引述一個例子指出,一包出廠價只要1.2元(人民幣.下同)的鍋巴,零售價賣到3元,其中超市就賺走了1.2元,認為超市是推高物價的幕後黑手。

除了超市外,電器零售企業亦被指是另一個「吸血鬼」。供應商透露,目前繳納的總費率至少達到25%至30%。其中,除了每月按銷量被抽約16%費用外,還有管理費3%,專櫃製作費用2%至3%,促銷員佣金2%,促銷費及進場費平均4%至5%等,所以100元的銷售額,供應商只能拿回70至75元。

雖然供應商叫苦連連,但依目前情況來看,零售企業又是否真的將所有盈利奪走,令製造商無路可走呢?不妨比較一下兩者的業績數據。

食品股康師傅早前公布首季業績,受惠於營業額大升四成,其純利按年增長20%,但受成本上漲影響,毛利率按年跌3.68個百分點,至26.67%。雖然毛利率有所下降,但26%已經算是不錯的水平。

再看看其他超市及零售股的情況,其中聯華超市(980)去年毛利率只有13.95%,卜蜂蓮花(121)則有18.5%。至於外資超市的情況,沃爾瑪2011年的財務數據中,全球業務的毛利率為24.7%;家樂福毛利率約為20%。國美(493)方面,去年毛利率僅11.6%,匯銀(1280)則較高,有18%。

雖然「暴利」這個名詞沒有一個絕對的定義,不過若與一直被形容為暴利的房地產相比,相信至少要有30%以上的毛利率才符合資格。所以,以目前超市及零售商毛利率不足兩成半的情況來看,說其暴利,辛思維認為仍有點牽強。

事實上,零售商為生產商提供一個聚集大量人流的銷售點,既要支付昂貴的租金,又要支付燈油火蠟、人工等,總不可能免費,所以有業內人士亦認為,在這些名目繁多的收費中,有一部分仍算合理,例如新品上架費、促銷費及回佣等。但當然,對於一些叫價能力較低的企業來說,則難免要面對被收取一些額外的不合理費用。

特別在目前的非常時期,內地對於任何一個可能推高物價的因素都顯得十分緊張。早前,高速公路收費飽受批評,在壓力下深圳交通部門急忙宣布,一次過取消了9家收費站。今次,社會對於超市及大型連銷零售商家的收費感到不滿,亦已驚動到了商務部。

商務部起草規管政策

商務部發言人近日透露,針對零售行業存在的收取進場費等問題,當局正起草《規範零售商、供應商交易行為意見》及《零售商、供應商商品供銷合同規範》,以便進一步規範這些收費。

官方政策一出,相信離不開一個「降」字,預計對超市及零售商將帶來負面影響。不過,零售商始終是私人企業,政府難以逼令其減價,所以相信未來仍有一番角力。

無論如何,在政府關注下,相信康師傅等製造商的談判籌碼將有所增加,對企業有利;加上銷量的增加已抵消毛利率下降的負面影響,令該股前景轉趨樂觀。

2011年6月12日 星期日

Standard Bank says Chinese copper market cause for concern


We’re calling it the “The Great Chinese Commodity-as-Collateral Financing” fiddle.

That is, th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 like copper on deferred payment term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aising cheap financing for reinvestment in higher yielding assets.

We’ve raised the alert before, but now thankfully more and more analyst research seems to be catching on.

The latest comes in the shape of a Standard Bank note by a team freshly back from a Chinese field trip (H/T the FT’s Jack Farchy).

Not only do they provide excellent new estimates of just how pervasive the practice in China really is, they’re sounding the loudest alert to the copper market yet.

For one, the note is entitled “China trip report — copper market a real cause for concern”.

Here are some particularly useful anecdotes we found from the note (our emphasis):

We visited China last week, with the aim of gauging Chinese sentiment, the impact of monetary tightening measures on consumers and also investigating the scale and implications of copper’s use as a financing tool. We were already fairly bearish towards copper’s near term prospects before the trip. That negative feeling has intensified, with significant downside risks to copper prices emerging.

• Anecdotally, something in the region of 600,000 mt of refined copper is currently sat in bonded warehouses in Shanghai, with perhaps another 100,000 mt in the southern ports. This is equivalent to around 11% of China’s total refined consumption and around 40% of China’s net refined copper demand.

• Bonded stocks have climbed by around 300,000 m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pointing to the absence of end use demand at the moment.The amount of metal is so high, that spare capacity at some bonded warehouses is running out, with some metal being stored outside.

• The scale of the refined inventory casts into doubt the size of the expected refined deficit in the copper market this year, and raises the prospect of a balanced market, or even a small surplus.

More worryingly however is that the primary use of copper in bonded warehouse appears to be as a financ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cheap working capital for various types of business often unrelated to the metallic industry.

Initially via a letter of credit and then by using deferred payment LC, they create a borrowing vehicle. Estimates for the amount of metal tied up in such a way range from 40-80% of total bonded stocks. Our estimates are towards the upper end of this range.

Property developers (or the property developing arms of conglomerates), appear to be behind the lions share of this type of activity, driven by an unwillingness by domestic banks to extend finance, or the imposition of interest rates of anything from 10-20% when they do. On that basis, interest rates on metal of LIBOR + cost of funding look very attractive indeed.

The big news of course is that Standard Bank attributes the lion’s share of the commodity “fiddle” to property developers.

That means, in their opinion, not only is the arrangement exposed to falling copper prices, it’s equally vulnerable to falling Chinese real-estate prices. Potentially, more so.

As they note:

A scenario of falling Chinese property prices, perhaps combined with a government clampdown on alternative sources of funding, would therefore be a devastating outcome for the copper market, simultaneously robbing the metal of an end-user and leading to a mini credit crunch. The obvious home for the bonded material would then be the LME warehouses in the Asian region, with very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sentiment towards copper prices.

As for the Shanghai-London arbitrage — which traditionally sends copper China bound when prices are higher in Asia than in London — the volumes have, as we havenoted, for a while been flowing towards Shanghai regardless of lower prices.

Now Standard Bank says that scenario only emphasizes the use of copper imports as a financing tool, as the arbitrage loss is clearly seen as a natural hike in the cost of financing.

Or as they put it:

In terms of the SHFE-LME arbitrage, the level remains depressed. With copper also now regarded as a financing tool, the arbitrage is likely to be artificially depressed for some time to come. Arguably, any arbitrage losses on metal that is brought into China, if financing deals are wound up, is perhaps more akin to an interest rate than a trading loss, i.e. an additional cost for the facility to that already paid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 With the SHFE-LME arbitrage remaining in negative territory, even more of the spare metal in bond, (not held on finance), may be re-exported and delivered into LME warehouses over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This alone should keep a lid on prices and prevent the market getting too carried away, even without any potential implosion in China.

Now account for that when you’re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ricky.

Related links:
China’s bonded-warehouse copper mystery – FT Alphaville
China’s copper as collateral addiction - FT Alphaville
Copper’s rise slowed by Chinese oversupply - FT
Simply amazing commodity collateral shenanigans in China - FT Alphaville